说起师夷长技，徐光启是当之无愧的先驱，他在天启年间就提出建议——“西洋大铳可以制奴，乞招香山澳夷，以资战守”，通俗点讲就是师夷长技搞定后金。所谓的“澳夷”就是居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大致相当于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都是西方世界里扛把子的角色，所以当时葡萄牙人的火器就被徐光启看中了。
天启年间的明朝主要是向葡萄牙人买火器，到了崇祯初年则开始连人带炮一起引进。其实葡萄牙人一开始并不太配合，但好在当时新来乍到的葡萄牙总督惹恼了广东当地官员，在澳葡人被大明官员挤兑的一度打算从澳门卷铺盖搬家走人。
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摆脱困局，面对崇祯朝廷的合作要求自然是一百个愿意。就这样，一支由葡萄牙雇佣兵部队组成的火器教导营在澳门诞生了，并于崇祯三年（年）一月三日抵达北京，这时候正是“己巳之变”的尾声阶段。
葡萄牙火器出于备战的需要，葡萄牙雇佣兵部队到京后的具体工作是监制火器和训练士兵，并在这年五六月间铸造鹰嘴铳41支和鸟铳65支，同时以每批人的规模分批训练炮手。
当时，火器专家孙元化在明军中崭露头角，他的火器部队在收复关内四城和守卫皮岛等军事行动中，都有着出色的发挥。所以在运用火器对后金作战方面，孙元化算得上是经验丰富，他也因此被徐光启视为明军火器化战法革新的关键一环。
不久后，孙元化前往登州升任登莱巡抚，徐光启便将葡萄牙火器营交到他手上，协助他在登州组建和训练明军火器营。次年又安排葡萄牙人陆若汉携带火器前往登州，将军事战法改革的重任完全交给了孙元化，登州由此成为当时明军火器化战法革新的大本营。
登莱地区与辽东隔海相望，算是半个前线了，战法革新的成效在那里检验起来也着实方便。
次年十月大凌河城鏖战正酣时，孙元化派登莱副总兵张焘协同公沙的葡萄牙火器营从海路去增援，但是船队在海上遇到飓风，不仅没能达到预定登陆地点三岔河口，葡人的火器装备还全部落入了海中，不得不又退回到登州。
海路增援遇挫后，孙元化随即派孔有德率部从陆路出海关向辽东增援，但是孔有德对这件差事并不情愿。当时从东江出走的三人组中，李九成领了个肥差，被孙元化派去塞上采购军马。耿仲明则被留在登州当大爷养着，过得也很美。
唯独孔有德被安排干领兵出征的累活，但他不情愿的原因并不在此，也不是他畏敌怯战，而是另有因由。
第一个原因是军队缺乏粮饷，这事据说是魏忠贤余党搞得鬼，他们嫉恨受到重用的孙元化，在粮饷供应上使绊子，想让孙元化倒霉，所以孔有德不愿带一群饿兵上路。第二个原因是当时辽东人在山东的名声太差，双方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率辽东兵从山东走陆路穿州过府容易出意外。
辽东与山东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难民问题，明朝和后金在辽东打了十多年，战乱导致的辽东难民不计其数，他们避难的去向大致有四个——去朝鲜、去海岛、去北直隶、去山东，尚可喜就曾说辽人跑到东江镇各岛上的难民数量超过百万，这个数字虽然有夸大的成分，但邻近地区受到辽东难民的搅扰也是事实。
孔有德率兵出发后，由于是饿兵上路，军纪是不可能好了。沿路地区打听到辽东人的军队要路过，商户百姓的做法也很绝——闭门罢市。
队伍走到吴桥县时遇到雨雪天气，士兵们食宿都没有着落，怨气很大。一伙士兵摸到新城县乡绅王象春在当地的庄园里，把人家的鸡啊狗啊都当猎物给打死吃了。这似乎不算大事，因为他们一路上到老百姓家里打家劫舍也没出过大篓子，几个士兵吃完后留下一地鸡毛也就走了，并没有把这种日常行为当一回事。
但这个庄园的主人王象春却很有点名堂，在当年王绍徽替魏忠贤编的《东林党点将录》里面，位列天损星的浪里白条就是这位王象春。王家在当年阉党的白色恐怖里都挺过来了，自然忍不下几个兵痞的气，王象春的儿子直接找到孔有德要求严惩肇事士兵。
孔有德迫于王家的权势，只得对吃了王家鸡的士兵执行军纪，先是捆起来打了一顿，然后又贯耳游营才让王象春之子满意而回。但这么一闹，激起了士兵们的怒气，他们操起家伙就去攻打王家的庄园，不仅杀了那里的王家家丁，还放火把庄园烧了。
事情闹成这个样子，出关是不可能了，处分是逃不掉了。当时孔有德具体做了什么，没有见到相关的记载，但他很可能是抓捕了作乱的士兵，而并没有破罐子破摔。
巧的是孔有德的好哥们李九成，当时从塞上返回刚好也到了吴桥县，这位老兄花光了买马经费却没有买回来马，知道回去必然没有好果子吃，见孔有德的队伍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就跟他的儿子李应元一起把孔有德绑了，然后给孔有德出了一道选择题——A选项是你带大家造反，B选项是杀掉你然后我们大家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