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化革命的深入，许多狂热的红卫兵高干子女发现革命革到自己父母头上了，极为不满，于是成立了联动、西纠等保爹保妈的反文革学生组织，联动等干了些什么，可从文革初《“联动”的十大罪状》看出，可以说是无法无天。 对待疯狂反江青、反毛的“联动”和“西纠”，公安部门当然要采取措施，抓捕了一些头头，毛知道后却下令放人，江青为此还发表了讲话，体现了毛、江青的大海般的胸怀。 江青对高干子女而言，并不存在迫害，相反，她是爱护的。可是，致富了的少数“红二代们”至今心怀不满，恨江青，恨江青妨碍他们升官发财，说江青整他们。事实如何呢？我们看江青如何对待文革初“保爹保妈派”无法无天的高干子弟组织“联动”“西纠”就真相大白了。 江青说：“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众答：没有）有点不好，就是接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接见你们，我有责任，委屈你们了。说要立刻释放你们。（众呼，毛万岁！很多学生哭了。）所以今天把一个会都打断了，请来了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杨成武、谢富治、王力等同志都来了，和你们见一见。（众拍手。）你们也不要写自我检查就可以出去。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联动”还可以把牌子挂出去。如果不要，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如北大“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回去恢复你们的组织闹革命。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责任大，有个同学叫彭小蒙写了两次信给我，说牛宛平的问题，我也不清楚这个问题，派了个记者去了解了一下。还是我责任大，对你们帮助少。你们去八宝山上坟，搞颓废主义。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嘛！你们半夜里出来喝酒，吃猫肉。你们关了多久了？（答：多天了。）（两个月。）允许你们学习毛著作吗？（允许）虐待你们没有啊？（没有）。责任我们负得多，教育得不够，你们写了一付对联“为革命召之即来”，有点才气。你们回去以后再恢复你们的组织，如北大“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我不知道我把毛的意思传达得怎么样，总之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划清界限，回到毛的革命路线上来。”
在陈伯达讲话时江青同志插话说： “我们对西纠的评价，开始是有贡献的，后来犯了错误，你们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来，有错误改了就好嘛。”“如果你们还要搞“联动”的牌子的话，我给你们交通汽车，印刷等。父母革命儿女不一定革命，父母革命儿女可以革命。因为有毛泽东思想，我相信你们能够革命。”“你们过去犯的错误应该我们负，不要搞请罪，写悔过书，最反对请罪，今后好好干革命就是了。”“什么手续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们可以回家去。” 周总理讲话后江青说：“已发给红卫兵的文件，统统发给你们。你们不要把自己划成一个小团体，会引起误传。你们自己考虑。！” 江青对干部子弟的爱护，还表现在她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干部子弟问题：“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渠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陈士?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管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份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象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社会影响这一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的材料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本书还不能够批判。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为子女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一点务。例如《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的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他们不是驳斥，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啊，我看那不好。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参见附件二、江青《为人民立新功》（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从以上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江青对高干子弟是关心的，对犯了一些错误的高干子弟也是如此，不知看了此文的反江青的高干子弟们作何感想，会不会感到羞愧。 江青也是反对唯成份论的，对出身不好的不能参加红卫兵是不赞成的。如对联动七月份抛出的反动对联：（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江青同志建议将上述对联改为：（上联）父母革命儿接班；（下联）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 联动不听，却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专政到底。 江青的文革矛头是向上针对当权走资派，反对血统论。而当时高干子弟的这种血统论思想与刘邓资反路线相结合，把矛头向下针对学生、教师和黑五类，在文革初使许多“黑五类”遭暗算，这是历史事实。 为联动问题，年1月初，江青和谭震林还有一次交锋，。谭震林他们认为公安部门抓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处搞打砸抢的反革命组织“联动”的头头是中央文革小组让干的，江青是后台。谭震林找到江青发难“你们不光整老干部，连他们的子女也不放过。你们还有没有人性？”江青针锋相对地指出：“你是说那些‘联动’头头高干子弟吧？他们犯的错误甚至罪行，北京的老百姓哪个不知道！并且他们出问题都是你们这些父母怂恿和支持的。” 谭震林不信，要江青拿出证据。江青拿出一份材料摆在谭震林面前：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广大群众所揭发，这时贺鹏飞、刘涛、李黎风等人多次在贺龙家开秘密会，贺龙、李井泉、孙志远等都亲自参加，并出谋划策。经常出入贺龙家的还有谭力夫、赖锐锐等。在贺龙家里，设有手摇油印机、打字机、摩托车及大批活动经费，供他们使用。就连贺龙的小汽车，一度也成了刘涛、贺鹏飞的专车。在年11月份，贺龙亲口对几个高干子弟说：‘你们跟着小龙没错。’对贺鹏飞说：‘刘少奇检查是被迫的，毛的路线是错误的。’‘谁反对刘少奇，谁就是反革命。’后来当形势对他们不利时，贺龙就对孙志远说：‘在必要的时候，要拉孩子们一把。’还对他的子女们说：‘你们现在到外边，不要随便说话，注意你们的身份，不要让别人抓住你们的小辫子。’他积极支持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炮打中央文革。臭名昭著的北航‘八一纵队’、‘霹雳兵团’、‘梅花’、‘四野’等几个反革命组织所写的‘四向、四致中央文革’等反动传单和大字报，也都出自贺家黑窝。在贺龙等人的操纵下，贺鹏飞、李明清、李黎风等混蛋疯狂到了极点，竟敢提出‘毛泽东老人家让位’。年12月16日，还指使‘四野’这个反动组织，广播反对中央文革的反动传单‘一论向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谭震林无言以对，回去告诉陈毅、徐向前、叶剑英他们：“贺胡子做事不慎，叫武则天抓住了把柄。” 年前后，陈小鲁、宋彬彬等就文革问题道歉，引起很大争议，右派欢欣鼓舞是无知，文化革命三分错误很大程度是走资当权派及其子弟们造成的，他们的确应该向文革道歉，人民大众道歉。
“文革”前夜的毛泽东（3）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主席同韶山学校的师生们在一起
三、毛泽东带书离京虑国事忧心忡忡
年10月15日，毛泽东批示推迟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
同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发出指示，决定提高大豆、花生、甘蔗、甜菜、菜牛的收购价格和大豆、豆油、花生、花生油、牛肉的销售价格，降低药品青霉素和链霉素的销售价格。
在这期间，中国的北方严重干旱、而往年多雨的南方不少地区如今也是难得见到有几滴雨水从天上掉下来……
10月中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拉丁美洲17国共产党代表团时，发表谈话说：“我欢迎你们来，中国共产党欢迎你们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欢迎你们来！”
在谈及中国的建设情况时，毛泽东对朋友们说：“过去10年内，革命和建设同时进行，头8年我们的精力放在革命，放在扫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两年，我们的全部精力放在建设。今后10年或20年内，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
10月18日，由野坂参三主席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抵达北京，参加中国的国庆10周年庆祝活动。
当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同野坂参三和由他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向日本客人再次表达了他的一个战略思想——争取10年、20年的时间搞建设。他说：“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西方统治集团，美国集团，这个集团的大部，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着恐惧。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时间，这是可能的。而且不会是很短的和平时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情况是向好，不是向坏。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总的情况来看，争取10年至15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并说，“我们并不想去解放台湾、金门、马祖，看情况的发展再去解决。澳门也不去解放它，同国际上有关联的地方，要看情况。争取10年、20年的时间搞建设。”
在以后几天的时间里，中日两党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20日至21日，多事的中印边界发生了比以往更加激烈的枪战——印度武装巡警不顾我方的一再抗议，悍然侵入到中印边界西段我国境内的空喀山口纵深地带，制造事端，并对我方劝阻人员首先开枪开炮；我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自卫还击……
《战地通报》报到中南海，毛泽东看后在颐年堂对周恩来和罗瑞卿等人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又说，“来而无往非礼也！退避三舍，先礼后兵，我想印度的兵是不禁我们打的。”
罗瑞卿说：“我看早就该教训他们一下！”
毛泽东问周恩来：“西藏怎么样？”
周恩来回答：“西藏的局势很稳定，我们党的和平改革政策越来越深入人心……”
毛泽东点头说：“这就好……”
这时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十四届会议通过了一项所谓“西藏问题”的非法决议案，对中国政府在西藏地区所实行的和平改革政策横加指责；对此，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要国务院发表严正声明，抗议美国又一次挟持联合国中的多数国家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10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同来京的西藏班禅大师进行了谈话。
谈话中，班禅大师表示说：“西藏地方政府隶属于中央政府领导，藏族同胞欢迎中央政府制定的和平改革政策，这一点是肯定的。”
毛泽东称赞说：“这就好，中央政府是完全相信西藏人民的。”
晚上，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对中直机关开展反右倾斗争问题作出批示。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就中直机关开展反右倾斗争问题再次作出批示，同时就关于研究广东省对部分副食品实行派购办法作出批示。
午饭后，毛泽东带了李银桥和随身卫士封耀松、王敬先等人，还有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处长叶子龙、以及保健医生李志綏和护士长吴旭君等人，一起乘专列离开北京，又一次开始了南下视察。临行前，毛泽东特意向中央办公厅的随行人员逄先知交代，必须带上以下书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包括《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反杜林论》、《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自然辩证法》、《列宁文选》（两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进一步，退两步》、《做什么》、《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
《毛泽东选集》全部；
普列汉诺夫：《艺术论》、《历史的一元论》；
黑格尔的著作；
费尔巴哈的著作；
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
《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张载）、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
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苏联大使尤金等人的《辩证唯物论概要》；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其他著作；
杨献珍的哲学著作；
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大纲》；
从古典政治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
近几年间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
《六祖坛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大涅经》；
《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
《史记》和《资治通鉴》的标点本；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赵翼的《二十四史札记》；
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西洋史、日本史；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苏联一位学者给毛泽东的信（讲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朱熹的《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
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古文辞类纂》、《六朝文絮》；
《鲁迅全集》（包括鲁迅译文集）、《海上述林》；
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
有关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
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
字帖、字画……
所有这些书籍，整整装了8只大箱子；见到这些书籍，随行人员们猜测，这次毛泽东南下视察，时间一定会很长……
10月24日，毛泽东的专列正行驶在山东的地面上；隔窗望去，大家见到铁路沿线的土地龟裂，眼前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毛泽东眼睁睁地望着车外，久久不说一句话……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今冬明春继续开展大规模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的指示。
26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入江苏。
这一天在北京，我国外交部就印度武装人员侵犯我国西藏地方的西北边境并且进行武装挑衅发表声明，对印度的侵略行径提出了严正抗议。
当天夜间，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徐州。
27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入安徽。这时，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田埂上却插着一面面红旗……
毛泽东一路凝视着，沉思默想，香烟吸了一支又一支，吸得左手的食指和中指都泛黄了，再也没有了前些日子刚听到打下了敌机时的那种兴奋之情；李银桥站在毛泽东的身边，给毛泽东续上了茶水，听毛泽东喃喃地说道：“怎么会这样呢？”
李银桥发现，毛泽东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圈陡然泛红……
入夜，车到合肥。整座城市黑沉沉的，不见一点点光亮、不闻一丝丝笑语。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和合肥市的领导同志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说由于长江水流严重不足，只剩主航道有些水……
毛泽东沉默着，依然不说一句话。面对黑沉沉的城市，毛泽东没完没了地吸烟、喝茶；后来，他让李银桥召集了叶子龙、罗瑞卿等人来到他所在的车厢，同大家讲起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几次大灾荒，接着又讲了“现在有人趁火打劫、想逼我们屈服”——他问大家：“没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你们敢不敢顶？”
“敢顶！”
李银桥等人知道毛泽东指的是苏联的赫鲁晓夫。
“他越压我们越要顶！”毛泽东将他的一只大手重重地拍在了车窗前的桌面上，又说，“老子就是不信邪！我相信，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李银桥发现，这时的毛泽东有些激动起来：“列宁说过，‘想要革命吗？你们就应当是强者！’”
罗瑞卿插话：“主席，只要你指到哪里，我们这些人一定打到哪里！”
叶子龙也说：“不就是赫鲁晓夫和尼赫鲁吗？我们连美帝国主义都不怕，难道还怕他们？”
毛泽东点点头，随即斜挺了右肩和胸膛，仿佛要挑起大山似的；凡是在毛泽东身边的人，心情都异常地踏实、坚定下来。
这时李银桥想，作为领袖人物，不遇挑战是难以充分表现英雄本色的。即便是在困难面前，由于毛泽东那与生俱来而又在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锻炼而就的坚强性格、气质，决心和意志，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总会产生出一种巨大的力量——他一生是强者！
10月29日，毛泽东一行人离开专列改乘汽车经浴溪口、马鞍山到达南京。
在南京，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向毛泽东请示：“在反对党内的错误倾向时，江苏省委考虑应该掌握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的原则，即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李银桥见毛泽东很赞成这个意见，并听毛泽东说：“这样比较科学，实事求是么！”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见毛泽东。毛泽东问他：“南京方面的事情怎么样啊？”
许世友回答：“稳如泰山！”
毛泽东说：“你这里哪有泰山么？有的只是紫金山。”
许世友随即说：“请主席放心，我这里保证稳如——紫金山！”
毛泽东笑了，在座的江渭清也笑了，就连许世友自己也咧开大嘴笑起来……
入夜，回到专列上的毛泽东带领着他的一行人离开南京前往上海——陪同毛泽东一同前往上海的人员当中有安徽和江苏两省的负责人曾希圣、刘顺元、惠裕宇、陈光和彭冲。
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问起了农业生产的情况；大家都说情况很好，不但比去年好，而且是“好得多”，让毛泽东“放心”……
时值深秋，江南的夜风已经有些凉了；而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上，保温性能比较好，尽管是在夜里，车厢内的气温和白天比较起来，也不显得有多大变化。列车在行进中，车厢内亮着灯光，毛泽东坐在办公桌前看书；突然间，毛泽东放下书，摆手招呼李银桥：“去叫护士长来！”
不一会儿，吴旭君挎着个医药箱快步跑了来：“主席，有事儿？”
毛泽东用手捂着肚子说：“肠子疼呢！”
“我看看！”吴旭君立刻上前给毛泽东检查身体，然后说，“吃几片药吧？”
毛泽东说：“吃么！”
吴旭君打开她的医药箱，一边给毛泽东取药，一边说：“这是磺胺剂，四小时吃一次，一次4片……”
李银桥接了药，吴旭君又嘱咐说：“主席得注意休息！”
毛泽东说：“晓得了！”
吴旭君离开后，李银桥催促毛泽东按照吴旭君的嘱咐吃了第一次药，然后盯着毛泽东躺下来休息……
4个小时过去了，李银桥再给毛泽东服了第二次药；这时候，毛泽东感到车厢里边有点儿热，便让李银桥和封耀松等人打开车窗透透空气：“通通风么！”
李银桥有点儿担心：“感冒了怎么办？”
毛泽东不容分说地大吼了一声：“打开！”
李银桥看了封耀松一眼，封耀松使了一个眼色、表示没办法，两个人只好分头去打开了几扇玻璃窗……
10月30日傍晚6点多钟，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上海市支线徐家汇的顾家花园——上海市的柯庆施和陈丕显早已等候在这里了，车一到站，两个人立刻走上专列迎接毛泽东……
在专列上，柯庆施问毛泽东：“现在是不是下去一下？”
毛泽东表示：“不下去。”
柯庆施提示说：“他们有个晚会。”
毛泽东摆手说：“什么晚会也不看。”
陈丕显提议：“游泳吧？”
毛泽东依旧摆摆手：“现在怕游水。现在我有肠子病，昨天晚上吃了8片磺胺剂，把它压了一下，同时又把窗户开开，大吹其风，温度降了，一睡就睡10个钟头，直到今天下午4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游水了，怕下水，身体搞得不行了。”
听毛泽东这样一讲，柯庆施和陈丕显也就不再多说什么——接下来，毛泽东同前来汇报工作的曾希圣、刘顺元、惠裕宇、陈光、彭冲等人详谈了国家的粮食储备问题，并同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刘顺元等人谈了工农业生产计划、粮食生产与政策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
次日清晨，毛泽东在专列上看了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一份简报后，随即提笔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年6月版第页。：
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
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地位。
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业学家威廉氏威廉氏，即威廉斯。强调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的有机化肥工厂。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大养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的这封信，促进了全国养猪事业的发展，给全国人民增添了尽可能多地吃到猪肉的机会……
上午，正在上海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到专列上来看望了毛泽东……
当天夜间，毛泽东乘车到达杭州——建国后，这已经是他第15次来杭州了。
年11月1日，住进了杭州西湖边南屏山疗养地的毛泽东，得到了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建成投产的消息，很高兴，手中拿着报上来的材料，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们说：“这就好了呢！中国的老百姓，从此可以用自己生产出来的拖拉机耕田了！”
在杭州的第一个星期，毛泽东带领着他的随行人员，到郊区的许多地方进行了视察，深入了解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并多次同人民公社的社员们进行了认真、细致地交谈……
11月3日，周恩来和彭真、王稼祥、胡乔木、雷英夫雷英夫，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等人飞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同时请示对发生在中印边界西段空喀山口武装冲突的处理意见。毛泽东认真审视了周恩来和雷英夫展开的军事地图，同他们认真商谈了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处理意见；稍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彭真、胡乔木等人详谈了有关国家经济计划指标等问题。
临离开杭州，周恩来向毛泽东呈递了他写给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一封信。
11月6日中午，毛泽东接了周恩来打来的一个电话，周恩来再次向毛泽东通报了最近发生在中印边境上的许多事情。毛泽东在电话上对周恩来讲：
“建议双方立即无条件撤军，东边从‘麦克马洪线’，西边从双方的实际控制线；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并说，“你写信告诉尼赫鲁，由于中印两国的边界从来没有认真划定过，而且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的政治中心又都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都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所利用，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11月7日，周恩来就中印边境问题写信给印度总理尼赫鲁，着重写了毛泽东要他转告的意见，同时代表中国政府建议：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中印边界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
同一天，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指出：苏联政府将“全力帮助”找到一个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办法，这一争端应该在友好的气氛中得以解决；关于发生于10月20日至21日的中国边防战士在自己的国土上自卫还击一事，赫鲁晓夫指出：该地区“荒无人烟，而且毫无特殊价值”。苏联的新闻界对于这件事似乎一律采取了完全“中立”的态度，把中印两国各自的观点在报纸上置于同等地位，不加任何评论。
毛泽东这时在杭州，每天除了看书之外，还要接阅许多由中央办公厅从北京空运来的机密文件和报告；但他对于来自外界的各种报道却不加任何评论、不表态，这使在他身边工作时间久了的许多人都感到：对于中印边界之事，毛主席他老人家已是“成竹在胸”了……
直到11月12日，当毛泽东接到我国第一台靠液压传动的内燃机车在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试制成功的内部通报时，才打破了连日以来的“沉寂”，立刻让杨尚昆打电话给新华社，要新华社尽快予以报道。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第一次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作出评论说：
“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在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绝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
并强调说：“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护，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谈了这些之后，毛泽东进而说：“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
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实际上已经是临近傍晚了；毛泽东带了李银桥和封耀松二人，离开南屏山住地，乘船荡入西湖——夕阳西下，西边天际间的红云给荡漾在晚风中的湖面披上了一层飘动的红纱；湖面上没有一条游船，也见不到一个人，整个湖面显得格外清冷……
泛舟湖上，毛泽东吸着烟览观西山，对同船的李银桥和封耀松说：“建国10年了，西湖早已是人民的西湖，再不是秦桧和贾似道时的西湖了……”
李银桥听不懂毛泽东话中的意思，他不知道贾似道是谁，只知道秦桧是杀害民族英雄岳飞的刽子手、被后人唾骂的千古罪人；封耀松像是领悟了毛泽东话中的含意，接口说：“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就是要推翻一切剥削者，为人民谋幸福么！”
毛泽东笑了笑，将手中的烟头丢进水中说：“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保住人民的江山，这可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头颅换来的呀！”继而又说，“共产党要为人民谋幸福，要为老百姓办事情，可如今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虽然我们努力了，但看来还是不甚得法，还需要我们这些人继续努力，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法来……”
封耀松说：“在主席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起奋斗……”
毛泽东深吸一口气、又轻轻呼出来，说：“我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
李银桥大声说：“主席，你瞎说什么呀！”
“人总是要死的么！”毛泽东挺了挺胸膛说，“活着就要干，要学习，要奋斗，要为人民多办一些事情、多办一些好事情，将来也好去见马克思！”
当李银桥和毛泽东谈这些话的时候，封耀松有些不爱听；毛泽东像是看出了封耀松不高兴的样子，笑一笑说：“我们在一起讲话随便些好，习惯了，又不是开会……”
封耀松只得随着笑了笑，说：“主席，我们都在努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在努力……”
“要快呢……”毛泽东轻叹一口气，说，“大跃进有什么不好？都像小脚女人那样，干社会主义能行么？”
封耀松犹豫了一下，说：“是要快，但也不能太快……”
“实事求是么，”毛泽东打断了封耀松的话，“搞大跃进，我们不能过‘左’，但也不能右；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老百姓的生活尽快好起来，起码先要吃饱肚子么！难道我们还不如三国时候的张鲁？”
说话间，船到湖心小瀛洲；毛泽东在李银桥的扶持下，离船登洲……
这时的小瀛洲金桂葱郁，松柏苍劲；“我心相印”亭边的池水中鱼戏浅底，“迎翠”榭前花木扶疏、“闲放”台旁绿茵护绕，整个岛上人置身其中没有一点已进冬季的感觉。
入冬时节江南暖，西湖侧畔绿如茵。
毛泽东在曲桥边的一条长椅上坐下来，从深蓝色的大衣兜里取出了一盒“中华”牌香烟，李银桥连忙近前去划着了火柴；毛泽东吸着烟，招呼封耀松和李银桥说：“你们讲讲看，我们的政策到底有哪些失误？是我毛泽东真的到了斯大林的晚年？”随即又发出了一连串的问话，“难道我们的大跃进真的是不切合实际的盲目‘冒进’？人民公社办大食堂，到底起了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真的是钢铁指标太高造成了太多的浪费、助长了全国的浮夸风吗？我这些‘黑话’只在这里讲，你们不要有顾虑，实事求是。你们都是我身边的人，都长大了，对一些问题总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吧？”
这是李银桥第一次从毛泽东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他见封耀松犹犹豫豫的样子，像是鼓了天大的勇气才说出了这么两句：“主席看问题比我们全面得多，考虑问题也比我们深刻得多……”
“你怕么事？”毛泽东不高兴了，站起身来说，“要搞调查研究，认真搞！今年我们先组织学习，明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定要找出原因来，找出办法来……”
两天后，毛泽东在南屏山住地召集了来杭州的几位政治局委员和在杭州的几位省市领导同志，同他们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谈话。
毛泽东说：“国庆节前我去了一次密云水库，告诉杨尚昆和彭真说要搞好环境建设和搞好绿化，为的是子孙后代；现在看来，搞环境建设，搞绿化，远远赶不上搞思想建设。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中国有句俗话，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搞好绿化固然重要，但也只能是从物质上为子孙后代造福，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美国的杜勒斯讲他们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并说，“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事后，毛泽东在西湖边散步时问李银桥：“银桥啊，你是怕打仗呢？还是怕‘和平演变’？”
李银桥随着毛泽东的脚步走着，边走边说：“我什么都不怕！”又说，“仗咱们打过来了，敌人想‘演变’中国，怕也不那么容易……”
毛泽东却说：“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李银桥说：“我保证我的下一代不会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了！”
“这是个大问题……”毛泽东沉思着，停住脚步开始吸烟，然后折转了身子往回走，又说，“人们在战争年代，大体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很勇敢；现在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得看见几个，我也不相信。”
李银桥跟着毛泽东的脚步继续走，毛泽东走离了西湖边停下来，又说：“法国的《快报》评论说‘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么！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就会出问题。”
“富了会出什么问题呀？”李银桥问。
“富了就会贪图享受！”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10年富国，10年强兵，后代人全忘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家家吃肉不发愁，也一定会发生问题。”
李银桥笑了说：“主席，现在人们没肉吃想肉吃，将来有肉吃了，不是更好吗？”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毛泽东说，“王安石晚年曾经说过，‘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宋）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中的诗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是要认真汲取的，要防止被资产阶级思想‘和平演变’了；否则，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白流了吗？”
听着毛泽东的话，李银桥感到，毛泽东想得不光是当前和现在的事，想得更多的、更担心的似乎是以后子孙后代的事，是中国的将来……
月末的一天，毛泽东在吃晚饭时，发现饭桌上有一小碗红烧肉；他皱了皱眉头，挥手叫来了李银桥：“哪里来的肉啊？拿走！”
李银桥为难地说：“这是他们特意给你做的，又不多，你就……”
“不要讲了！”毛泽东再次挥了挥手，“拿走！”
“你不吃谁敢吃呀？”李银桥说，“这也是人家的一片好心，你就吃了吧！”
毛泽东看着李银桥，然后动手用筷子夹了两块肉放到另一个蔬菜盘中，再将留在碗里的红烧肉推给李银桥说：“拿去，让大家分吃了吧！”
李银桥知道，凡是毛泽东说了的话就得去执行，不执行是不行的；无奈他只得上前端了毛泽东面前的那一小碗肉，拿去给其他的工作人员们吃了……
这时候，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来到杭州，也住在了南屏山宾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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