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洁非
《东方历史评论》
1记得那次去南京钞库街38号媚香楼，在门口见一牌，上书：“本馆是省级文保单位，馆内‘媚香楼’及其河厅、水门，是十里秦淮两岸唯一保存的明、清时期古建筑。”。编这瞎话儿的人，想必不知道《板桥杂记》有一段：
鼎革以来……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红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疏，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名花瑶草，锦瑟犀毗，不可得而赏也。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
余怀说得很明白，浩劫后他故地重回，所见“蒿藜满眼，楼馆劫灰”，根本已是荒地，哪里还有什么“保存”下来？
其实，秦淮旧迹休说今天无从觅得，再早一百年，也踪影杳然。我们很多人对秦淮河的印象，来自朱自清散文，读来诗情画意，却更多是作者从旧诗文中得来的对秦淮风情的想象或愿景，并非写实。比朱作略晚，年，南社文人姚鹓雏有一本谴责小说《龙套人语》，里面秦淮河是另一景象：
说什么“珠香玉笑”、“水软山温”，简直成了浊水淤渠，无穷荒秽。若是拿《板桥杂记》、《儒林外史》中所铺张的“河房风月”“旧院笙歌”来对照一下，那才要叫人笑掉了牙呢。
这描写，也获证于林语堂。他有一篇谈妓女之文，直截了当地称：“南京夫子庙前又脏又臭的秦淮河”。可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的秦淮河已可比美北京的龙须沟，根本是污泥浊水，虽仍有“桨声灯影”，却跟风流蕴藉没什么关系了。
不过，林语堂那篇文章，也出了一点错误：
在那盛夏的夜晚，黑暗将那条肮脏的小河变成了一条威尼斯水道。学士们坐在那可供居住的船只上，倾听附近那来回游动的“灯船”上歌伎们唱着的爱情小调。
这段话，写的是明末。他所犯错误就在于，以为明末的秦淮河已经“肮脏”。据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
秦淮河凿自祖龙，水由方山来，西流沿石城，达于江。当春夏之交，潮汐盛至，十里盈盈，足恣游赏；迨秋季水落，舟楫不通，故泛舟者始于初夏，迄于仲秋。
秦淮凿于秦始皇年代，水源在方山，不过，那点水源微不足道，历来得仰仗长江，夏季江涨而倒灌则水沛，仲秋复枯，实际是条季节河。那么，当秦淮河还保持这特点的时候，是不至于脏污的。
这特点何时失去，笔者不能说得确切。珠泉居士为乾隆时人，以这一点看，起码那时秦淮尚非“肮脏的小河”。但清末一定是了——姚鹓雏提到，晚清举子已经拿秦淮河的肮脏作对子，以讽刺科举：
尿粪血脓虫
贡监廪增附
五样脏物，对应应举者的五种身份。我们也不知道，是肮脏益盛呢，还是清末以来一直都差不多，总之姚鹓雏以自己眼睛看过去：“望过去黑沉沉胶腻腻一片清波……风过处，端的使人肠胃翻身，五脏神也要溜之大吉。”听起来真是让人难以招架。以今所见，秦淮虽确实不像活水的样子，却尚不至于这种地步。
2以上权为引子。所以绕个弯子从十里秦淮讲起，主要是这背景对于理解柳敬亭必不可少。
如果读过《桃花扇》，便知他不单是剧中人，且是活跃角色。男主人公侯朝宗刚出场，他随后也出现了，比李香君露面还早。和侯、李一样，他在剧中是少数几个贯穿始终的人物，直到失散的侯、李在栖霞山重逢，他都陪伴在旁。这些情节，其实是虚构。不过，孔尚任的虚构来自一个基本事实：在崇祯、弘光间的秦淮河畔，柳敬亭是响当当的人物，与很多东林、复社文人过从甚密。
说到此人，如今一般都认他是大说书家。黄宗羲写的那篇传记，被收入中学课文，他的事迹因此也流传甚广。但这篇课文，并非黄宗羲原文，而是经过了教材编辑者的关键性删节。由于这种处理，作者原意不仅大变，实际还被引向了相反的方面，而留下来的柳敬亭，完全被当作一位艺术大师突出着。我暂不揣测教材编者出于何种原因做这种删改，但我知道，它对柳敬亭其人其事给予了严重误导。
我们先讲相对次要的一种误导，即今人、古人对于说书及说书艺人的时代视阈之差。刊落之后的黄传，完全成了一篇对柳敬亭不吝赞美与惊叹的颂文，而以黄宗羲的大儒名公身份，很容易让人以为，在古代，表演工作者可以享有社会的推崇和敬重。这是很大的误导，会让学生不经意间就模糊了古今，接受错误的历史信息。
的确，演艺一行现在不但没人鄙夷，反而炙手可热，以至仰慕。然而几十年前还不是这样，三四百年前就更不是。那时，操此业者谓之俳优，而优与倡并称，为社会最低贱者之一。为什么？因为两条：第一，这行纯属买与卖关系，有人买就得卖，掏钱者皆可颐指气使，卖艺之人毫无尊严，其去青楼既未远，之于乞丐亦仅半步之遥——所以，演艺者首先从人格层面被歧视。第二，古人“家”观念很重，“家破”与“人亡”同属人生绝境，而卖艺者恰为萍飘篷转状态，他们一生“跑码头”，在哪儿都无根无柢，迹近流浪，在土地依附、乡土观念根深蒂固的古代，他们的可悲就好比欧洲人眼中的吉普赛人——这是另一种歧视，社会层面的歧视。
这些歧视的根源，如今都不在了。商品经济席卷一切，百业皆不脱“买卖”二字，包括古人目为大雅的文学，自有职业作家以来，实质不也是“买卖”？至于那种与故土厮守终老的“家”的观念，也早被社会的解放、交通的发达击得粉碎，每个人一生都飘浮不定、都在“流浪”，或者都“无家可归”——从甲地到乙地，甚至从甲国到乙国，有几人不是“客居者”呢？
而文化价值观也大变。旧以演艺乃贱业、以从业者为戏子，今则登上“艺术”殿堂、获“艺术家”之称誉，这有如霄壤的跨度，只要问问侯宝林一辈的艺人，并不难于求证。六七十年前，相对已属“现代”，尚不能对艺人有真正尊重，何谈三四百年前？当中学课文经一番删削，把黄宗羲《柳敬亭传》变成对一位“艺术家”的礼赞时，既悄悄地用当代视角阉割了历史，也让柳敬亭其人其事迷失本相。不过，始作俑者并非中学教材，以我看到的论，建国后围绕柳敬亭故事即开始进行新的解释。这种解释，以“古为今用”的当代意识形态为背景，而中学课文不过是承其思路而已。
柳敬亭事肯定是个传奇，否则不会流传到今。然而，是怎样的传奇，抑或因何传之为奇，今人所知道、所认识的，却已非原样原义。这种差别，也和故事发生地秦淮河一样，名为一物而面目全非。本文所欲做的，便是还柳敬亭故事于明朝语境。
3当时，以说书饮誉一方的，不止柳氏一人，连吴梅村那篇为他大张其目的传记也提到：
柳生之技，其先后江湖间者：广陵张樵、陈思，姑苏吴逸，与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
说明至少还有三位说书名家，当时可以并驾齐驱。实际还不止此，比如《扬州画舫录》，又提到另外两个人：
评话盛于江南，如柳敬亭、孔云霄、韩圭湖诸人。
可是，张樵、陈思，吴逸、孔云霄、韩圭湖等，日后名头休说比肩柳敬亭，简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同为知名艺人，柳敬亭声望历久弥坚，旁人却都遭遗忘，这似乎不能简单归结于技艺。
相反，我们从史料得到的印象是，柳敬亭后来已被神化，成为供膜拜的对象，而其情形，是明显超出正常的聆艺状态与需要的。且看亲历其说书现场的张岱的描述：
主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掉舌，稍见下人咕哔耳语，听者欠伸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强。
可以注意，单论技艺本身，柳敬亭亦不足令人全神贯注。他的听众，照样有交头接耳，乃至打呵欠、犯倦的。这并非他不够好，但那种好，也还在常识以内，并未到口坠天花、令人如闻纶音的地步。别的说书家表演时遇到的困扰，他也还是会遇到。但普通说书家须仰望的是，他无须掩饰自己的情绪，可以耍大牌、对听众甩脸色。在奉“各位看官”为衣食父母的古代，这种态度，是相当过分以至有乖常理的。不必用艺术地位和声望来解释，以我们知道的论，旧时代即使荣宠如谭鑫培，也不敢（实则不会）这样耍态度。把观众听众“伺候”好，是艺人打小形成的习惯和本能。然而柳敬亭却逾越在外，在我们无法视为正常，于是对其原因，自也不能做通常的思索和求取。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这派头居然有增无减——由明入清，他的出演根本不能目为登台献艺，俨然上升为一种仪式；每出场，如尊神降临。晚生的王渔洋，终于赶上瞻仰一回，据他说：
所至逢迎恐后，预为设几焚香，瀹芥片，置壶一、杯一。比至，径踞右席。说评话，才一段而止，人亦不复强之也。
这哪里是说书和听书，分明迎神拜神。此时之柳敬亭既非靠手艺吃饭的表演家，蜂拥而至的听众，目的也不关乎饱其耳福——台上是供瞻仰，台下则俱为瞻仰者——大家就这样共同完成一个与说书已无太多关系的仪式。
明显地，这情形背后，有一套奇特的、极富魅力与魔力的话语支撑。而出于庸常的心理，类似话语总是让人趋之若鹜。偶尔的例外，只有当那套话语对某人本来不起作用，于是，他便成为那种场合的冷眼旁观者，而留下与众不同的观察。
王士禛似乎就是如此。关于那次南京听书经历，他给出的评语是：“试其技，与市井之辈无异。”在已将柳敬亭神化的漫天议论中，这看法极为孤立。它当即就遭到柳敬亭崇拜者（康发祥、夏荃等）的痛斥，几百年后也如此，当代几位柳敬亭传记的作者更是借别的题目加以发挥。如《柳敬亭考传》以“新贵谰言”看待王评，称他为“满清的宠儿”，藉此撤销他观点的正当性。其实呢，王士禛只不过是谈了谈一次听书的感受而已。书中还揣摸王士禛心事，说他“少年得志，凌烁一时”，而“柳敬亭曾是笑傲公侯，平视卿相的人物”，未把小小的扬州推官放在眼里，“以致引起王士祯的不满”，“妄加贬辞”。其实，在那时，扬州的推官贬抑某说书先生无“妄”可言，反倒是推官无法理解众多名卿为说书先生而倾倒，比较正常。
对我们来，有关柳敬亭说书技艺的具体褒贬是不必在意的，因为好与坏本来见仁见智，是评价、不是事实。什么是事实呢？王士禛所记述的柳敬亭说书的排扬、派头和经过，是事实。我们在注意这些东西。而我看到这样的记述时所形成的反应是：这人已不是说书家，是一个偶像。
4如果我们觉得围绕着柳敬亭的许多情形，已逾常理之外，自然就有追询的愿望，想探探其中的道理。
我自己走近这个人物，最初受三篇文章的吸引。这三篇文章，先前都已提到，分别是吴梅村、黄宗羲的《柳敬亭传》，以及张岱的《柳敬亭说书》。它们的作者，都是当时了不得的大文人。说起这一点，后来我深感自己有欠敏锐，竟然未引起注意。一直到专门搜集柳事资料，读了更多，才猛然意识到这其实是个少有的奇观。
怎样的奇观呢？继续往下看。
我们知道清初诗坛有“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梅村）、龚鼎孳。他们在当时，都翕然成宗。而这样的三大家，不光曾为柳敬亭不止一次写过诗文，且全部引他为好友。柳氏名播海内，吴传居功至伟（后来黄宗羲之写《柳敬亭传》，实因吴传而起）；传记外，吴还有《楚两生行（并序）》、《赠柳敬亭·调寄沁园春》、《为柳敬亭陈乞引》、《柳敬亭赞》诸作。钱谦益写过《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柳敬亭丧子后，钱谦益亲自出面募集葬资，兼替柳敬亭筹营建生圹的费用，为此写了一篇致士林的公开信《为柳敬亭募葬地疏》。至于龚鼎孳，柳敬亭神话先前归之吴伟业，晚年则主要靠龚鼎孳；入清后，龚与惭悔归隐的钱、吴不同，基本一直居于要津，在京城士夫影响极大；康熙元年（），他把柳敬亭隆重请到北京，大邀宾朋，逐酒征歌，时人载其事：
（柳敬亭）入都时邀致踵接。一日，过石林许曰：“薄技必得诸君子赠言以不朽。”实庵（曹贞吉）首赠以二阕。合肥尚书（龚鼎孳）见之扇头，沉吟叹赏，即援笔和韵。珂雪之词，一时盛传京邑。学士顾庵（曹尔堪）叔自江南来，亦连和二章，敬亭由此增重。
这次长达四年之久的北京之行，让柳敬亭名声达致一生顶点。
“江左三大家”齐捧一位说书先生，已让人目瞪口呆，然而这却只是小小的缩影。
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曾将涉柳诗文辑为《评话宗师柳敬亭》，属明清两代的便有八九十篇，作者六十人上下。其豪华耀眼，匪夷所思。“江左三大家”外尚有：张岱、黄宗羲、冒襄（辟疆）、陈维崧、顾开雍、阎尔梅、毛奇龄、余怀、杜浚(茶村）、方拱乾、孔尚任……我一面翻读，一面愕然。古往今来，以一位艺人而倾倒天下如此，无过乎柳敬亭。我不知他算不算史上最优秀的演员，但信他是拥有最豪华粉丝团、得到最顶级白癜风用什么药好脸部白癜风能根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