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练的师爷认为，凡是有关妇女的案件，基于颜面问题，不宜轻言传唤对簿公堂，否则师爷会遭到阴间的报应。 案件受理并确定了审期后，就要传唤诉讼当事人及证人之类的相关人员到庭。如果案件情节较重，或被传唤者拒绝出庭，就要实行拘提，称“勾摄”、“拘传”。无论传唤或拘传，都由衙役执行，执行时必须持有官府签发的牌票(印票)，前者称“传票”，后者称“拘票”，一般混称“票”。如果事情紧急，官员还可用堂签代替印票，命衙役代表官府执行拘捕。 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 牌票之名起于元明时的“信牌”。元明官府都制有信牌，作为执行公务时的凭证。以后改成纸制的牌票，又因印刷制成而称印票。印票的形制各地不同，大致内容有原告、被告姓名，案由，被传人姓名，执行的衙役姓名、人数，发票日期及该票有效日期。师爷在确定审期后，就开列出应予传唤、拘提人员姓名，经官员过目，再发给刑房书吏填写。一般印票由县典史或州吏目签发，斜盖上县衙大印，在年月日上又正盖一印。州县官不用签名，只需拿一枝朱笔在被传人名字上点一点就可以了，所以有谚语说：“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 为什么印票一出民间就会有“千点血”?说来也很简单，因为衙役们得了一张票就可横行乡间，向被传人要种种陋规好处，至少有“鞋钱”、“跑腿钱”、“到案费”。如果是拘票，那就更值钱了，可以勒索“上锁钱”、“开锁钱”。衙役们往往故意在传唤时百般刁难勒索，被传人稍有不顺，就乘机大打出手，或者自毁印票，回衙门禀告被传人拒捕、辱骂长官，挑起事端。在挑动长官发出拘票，甚至发出堂签后，他们口称捉拿强盗，一路打将进去，见物就抢，把被传人家拆成了一片平地。所以“票”简直是衙役们的衣食所在，有时还要向师爷、典史、书吏行贿得来。 下笔时要慎之又慎 正因为一票发出就会有一路骚扰，所以师爷在确定涉案的被传、被拘人时要特别谨慎，防止衙役节外生枝，骚扰民众。《佐治药言》说：“事非急切，宜批示开导，不宜传讯差提……少唤一人，即少累一人，下笔时多费一刻心，涉讼者已受无穷之惠。”在确定传唤人时最宜谨慎的是传唤妇女到庭。古代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到庭受审为妇女之大耻，所以清代法律严格限制妇女的诉讼权利，除了谋反叛逆、子孙不孝或被杀、被盗、被劫、被伤之类的重案外，一概不得为“状首”起诉，只能由夫、父、兄、子之类的男性亲属“抱告”代诉，代为出庭。听诉的权利被剥夺，但实际执法中除了奸、盗、命案外，一般也不予传唤。刑名师爷对此必须多加注意。万枫江说：“妇女颜面最宜顾惜，万不得已，方令到官。”(《幕学举要》)甚至有人主张妇女一律不应到庭：“凡词讼牵连妇女者，于吏呈票稿内即除其名，勿勾到案。”即使是奸罪，只要“犯奸尚在疑似者，亦免唤讯，只就现犯讯结”，认为这是“养其廉耻心，亦维持风教之一端也”(《牧令书》卷十七)。 妇女不能随便传唤到案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的业师孙尔周在当吴桥县知县时，请了一位姓叶的刑名幕友。这位叶师爷办案精熟，主宾融洽。有一次两人正在对饮，叶师爷突然一头栽倒地上，人事不省，涎沫横流，气息奄奄。孙知县赶紧叫人救起叶师爷，放倒床上，整整候了两个时辰，他才醒来。 第二天，叶师爷闭门不出，沐浴斋戒后，写了一张黄纸疏文，亲自到城隍庙烧香，并焚疏文；回到署中，也不再提此事。可过了六天，他又像上次一样昏过去，很久才醒来。 孙知县去探视时，叶师爷只是摇头，请求移居衙外。孙知县再三追问缘故，他才说道：“八年前，我在山东馆陶县做师爷，有个读书人的妻子被一个恶少调戏，读书人前来告状。我当晚在核定传讯对象时，打算向东家建议专惩恶少，不必传讯被害人。这时有个姓谢的幕中朋友在旁说：‘听说这个秀才的娘子国色天香，不如传她来见识一下。’我想传讯被害人到庭是合法之事，就列上了那位秀才娘子的名字。不料第二天差役前去传唤后，那位妇女羞愤难当，竟上吊自尽了。 “我听说后大吃一惊，赶紧嘱咐县官按大清律例中调戏妇女致使妇女羞愤自尽的条文，判恶少死刑。八年过去了，现在那个恶少的鬼魂在馆陶县城隍庙起诉，说自己没有死罪而被处死，那妇女自尽是因传唤而不是因为调戏。馆陶县城隍庙为此在六天前将我的灵魂勾去对质。我当时竭力辩解，说传唤妇女有法律依据，况且主谋是谢师爷，与己无关。这样才六天无事。现在馆陶县城隍庙又摄来谢师爷的魂魄，再次对质，结果谢师爷强调是我下笔才致使妇女自尽。因此这次我肯定逃不掉了。”孙知县听后也无计可施，只好请叶师爷在署外好好休息。然而叶师爷在搬出衙门后的第二天晚上就暴毙了。 这个故事近似荒诞，不过确实反映了当时人的观念。汪辉祖本人对此事就坚信不疑，在《佐治药言》中告诫刑名师爷，凡有关妇女的案件，“断断不宜轻传对簿”，“夫以法所应传之妇，起意不端，尚不能幸逃阴谴，况之可以不传者乎?”他认为能不传妇女就尽量不要传，以免遭到阴间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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