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大西洋月刊》《国家地理杂志》等一流外媒写尽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故事，视角独特、素材丰富、文字优雅，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历史纵深，把相关人物放置某个时空坐标系下，往往成为时代性的缩影。
最典型的是欧逸文写小龙女世纪佳缘的创业故事，时间线拉回五四运动，
从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人的谈恋爱与政治扯上了关系，那时候的中国青年学生们为了争取民主自由，科学理论，自由婚姻，即“爱的自由”，走上街头，举行很多次游-行示-威……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社会在男女感情方面的最大变化莫过于人们可以自己选择伴侣了……
虽然现在婚姻自由了，可是人们却不知道该怎么享用它……
中国式婚恋，thlovbusinss
更令人叹服的是何伟写尹同耀在芜湖创办奇瑞的故事，径直回顾了年鸦片战争，及之后数年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芜湖是其中之一，及改革开放后90年代初，中国开放对外合作城市，芜湖又是其中之一……
■■■■■《CarTown》发表于年9月《纽约客》，但从北京一路开车到西部（城墙）、东部（村庄）、中部（工厂）的经历，何伟主要在《寻路中国》写了。这篇报道则收录于《奇石》。
这正是一个处在变革中的国家的特点：抛弃旧事物，建立新事物。人们总在不断的运动中——或坐火车，或坐公共汽车，或坐轮船。他们站在乡下的公路边，拍动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等着搭上开往南方的顺风车。
在中国驾车行驶，常令我产生自己正在老去的感觉。这个国家所具有的那么多活力，全来自那些非常年轻的、刚刚进城务工的“候鸟”，以及满脸稚嫩的大学毕业生们，而类似奇瑞的新兴公司则不断地改变着国家的经济面貌……
卡车驾驶员是“经济的晴雨表”，新经济的炼金术士。在中国高速公路沿线每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交易现场，这样的炼金术士总是处于核心位置。一组卡车司机刚卸下自动麻将桌，立马又装上了中小学课本……
在中国生活得越久，某些方面就越发让我想起美国。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拥有无止境的乐观和精力，都在快速崛起的城市之间修建了宽阔的道路。他们一向拥有自命不凡的品质，相信自己能够战胜时间——中国人的这一品质比美国人还要美国化……
一旦开始手握方向盘，时间似乎就跟着加速前进。我领到驾照后才开始认识到，修建道路的速度有多快，新车型层出不穷，总能吸引我的注意力。在空旷的路段，大家拼了命似的往前奔跑，也正是这个原因——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寻路中国第二章》
自从首次长途游历之后，我对于把从“首都汽车”租来的车开到什么地方，一点也不担心。我经常在周末租用捷达或桑塔纳轿车，在北方地区进行短途出游，先后到过清东陵、承德皇家避暑山庄等地。有几次，我租来一辆捷达轿车，沿着刚修好的高速公路，一直开到了海边。从北京开到北戴河的海滨度假胜地，用时不到两个小时，路上的车流量也很少。在中国，城里人已经开始大规模买车，但还没怎么形成驾车远游的习惯，因为公路的通行费很高，驾驶员们的经验也还欠缺。公路上空荡荡的，修得也很好：四车道，路肩宽大，沿路的景观绝佳。
开几个小时的车，也不会碰到警察。很奇怪，因为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警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记者的我，曾被扣留过好几次。跟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任何人一样，我一走上空无一车的路段，就会本能地留心警察的出现。然而，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高速公路巡逻机制，我看到的那些为数不多的警察也只是路过而已。他们一般闪着顶灯，也许是从美国电影里学来的吧，可他们既不是在巡逻，也不是在赶路。实际上，警车差不多算得上是高速公路上开得最慢的车辆之一。起初，一想到要超越警灯闪烁的车辆，总觉得有些难为情，可要不了多久，我就学会了像其他人那样视而不见。唯一会担心的，是那些大货车驾驶员。警察通常把车停在收费站周围，对超载的车辆进行罚款。如果是小轿车，丝毫没有人会对你加以留意——在中国，现在正是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的黄金时期。
唯一的问题是其他的驾驶员。不过，即便在混杂的道路交通中，人们还是会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测。某些车型可以跟某些性格类型相配，到了路上，我得学着加以分析。最大的风险常常来自车辆谱系的两个极端。如果某人开着梅赛德斯或者顶级别克轿车，那他可能属于第一拨成功的商人行列，这帮人开起车来毫无畏惧之心。我对那些廉价到底的轿车，破旧的夏利车和长安车也得时刻提防，因为驾驶这些车辆的算得上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乡下，车窗遮得严严实实的黑色桑塔纳也是麻烦事。那一般是领导坐的车，所在地的政府要么没钱，要么没本事用公款买奥迪轿车。在小镇上，桑塔纳行驶起来像是一个市井无赖：喇叭摁得震天响，从右侧超车，对行人毫不相让。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官员大多乘坐黑色的奥迪A6、A8，遇到这种车，也要尽量避让，如果你骑的是自行车，更应该避让。我对奥拓都市贝贝这样的微型车也感到害怕，原因却有所不同。它们一般是中下阶层购买的第一辆车，这些人既没有驾驶经验，开起车来又犹豫不决。对切诺基吉普车来说，还没有形成跟CitySpcial相对应的认识套路。这正是美国汽车公司的问题所在，这个牌子的汽车在中国的新经济环境中一直没能占到一席之地。美国的汽车制造厂商总觉得中国的形势非常复杂，难以开展业务。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们总是抓不住机会，而美国汽车公司不过是一个新鲜的实例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修建长城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一直进行得非常艰难。回顾过去，汉人跟北方游牧部落的联系最为紧密，其中的经验让中国历朝帝国确信，外来者没有什么东西拿得出手。这样的世界观一直持续到19世纪，被鸦片贸易打得支离破碎。在中国的南方，英国商人为这种毒品建立起的市场空前繁荣，到最后，清政府只好打算用武力来结束这样的贸易活动，于是爆发了鸦片战争，从年持续到年。很快，西方的技术优势表露无遗：清政府输给了英国的战船，被迫将香港拱手相让，开放通商口岸。紧随其后的几十年间，英国人和其他列强以武力的方式扩大了在中国的地盘。对这个曾经认为不需要外来物品的文明古国，加入现代贸易的行列，肯定痛苦非常。
20世纪初，很多中国人对外来物品仍然持一种深深的怀疑态度。最初，汽车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的另一种侵略工具，随着人们认识到这种新式交通工具带来的种种好处，大家的态度才慢慢开始有所转变。20世纪20年代，美国红十字会发起的筑路运动大获成功，知识分子们对美国品牌的欢迎胜过英国，后者的形象依然为鸦片战争的历史所玷污着。年，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给亨利·福特先生写去了一封信，对他的公司大加赞赏，并邀请他前来亚洲发展。“吾以为，君在华夏可做同类事，然规模更大，意义更甚，”孙中山这样写道。福特公司的回函是一封内容可为任何人阅读的通函——很显然，亨利没有收到孙先生的信。尽管让中国碰了钉子，尽管中国人开车靠左侧行驶，福特公司还是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到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境内的福特汽车经销商达到了二十多家，公司甚至开始考虑在上海开建一条生产线。
日本人的入侵，给这些计划画上了休止符，不过，战争也创造了另外的机会。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军队向中国的西南地区运送吉普车和大卡车，以支援中华民国，却遭遇了大量酌交通事故。车辆是按照右侧行驶的习惯设计的，美国驾驶员需要适应中国的道路行驶习惯，于是麻烦不断。美国将军魏德迈提出了一项十分简单的解决方案：中国全境转向美国的驾驶模式。对美国的支持仰仗甚多的蒋很快就同意了这一方案。年12月31日，日本人早已投降之后，该转变方案正式实施。
从那时的情形来看，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似乎在中国已经稳坐钓鱼台，可随后的革命还是改变了整个事态。mao跟苏联人结为同盟，美国人则在 爆发后强制实施了贸易封锁。不过，共产党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也不会催生私家车消费者。实际上，一直没有形成轿车市场，中国的工厂大都只生产客车和卡车。dng主政后，中国的汽车工业遇到的最基本的挑战，跟改革初期所遇到的挑战性质相同：人们怎样才能学会那些全新的事物？从政府的角度看，向外国汽车制造商学习至关重要，可是没有人愿意把一个产业的利润和控制权交给一个外来者。结果，dng请到几家外国的汽车制造商来华开店，但同时要接受严格的监管。为了在中国造出轿车，外国公司首先要找一个国有公司作为合作伙伴，而且外方所有权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十。
美国汽车公司欣然接受了这一机遇。年1月，也就是吉米·卡特总统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美国汽车公司已经派出一个代表团，起草了一份合作协议。接下来的十年间，他们才感受到了作为领头羊的遗憾。其他公司，如丰田汽车，在中国境外伺机而动，美国汽车公司却一头扎了进去，随后便迷失了方向。合资公司的结构十分糟糕：存在着两套管理制度，各有各的文化理念、生产目标和价值观念。美国汽车公司的经历一时声名狼藉，竟引发美国记者JimMann的灵感，写下了《北京吉普》这本书。书中讲述的，是相互之间一次又一次的误解，书中的章节有“无路可走”、“拉锯战”、“倾诉委屈”等。就连书后的索引也传达出双方紧张而又沮丧的心理——从“absntism“（经常旷工）开始，到“xnophobia”（对外国人或外国事物的恐惧和僧恨）结束，仿佛是一份按照字母表排列的证言，证实了80年代巨大的文化差异：
Batric公司，-页
Bchtl公司，65页，页，页
办公室里摆放的床，页
北京汽车工业公司(BAIC)，91页，页，页
北京吉普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它代表着改革初期困扰合资企业的种种问题。在那十来年的时间里，中国人还在琢磨怎样做生意，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才算是真正起步了。美国汽车公司一直没能恢复元气，它的经历成为经典案例——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切诺基大吉普车所代表的，是他们曾经做出过的最糟糕的考量之一。他们在年开始制造中国版本的切诺基吉普车，因为那时还太早，根本没有想到生产运动轿车。而主要的汽车消费者还是那些商界人士，以及喜欢小轿车的政府部门。等到私家车消费者终于开始出现的时候，美国汽车公司打算去掉切诺基的四轮驱动模式，以便将生产目标对准新兴的城市消费者。他们在车门上涂了一条很有动感的线条，画上一些紫色纹饰，并贴上一个十分城市化的名称：CitySpciaI。这样做出来的车价钱便宜不少，可也更无用，更无特色。没过多久，中国出现了一个有钱人的阶层，他们喜欢户外运动。然而，在他们看来，切诺基已经不再时髦，用处不大。喜欢炫耀的城市冒险一族更愿意开丰田的陆地巡洋舰或者三菱的帕杰罗。我之所以开CitySpcial，唯一的原因是我别无他选——在“首都汽车”的停车场上，我能找到的就只有这款车。
跟美国汽车公司不一样，在中国的其他外国公司从那几年艰苦的岁月中熬了过来，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止，有些公司开始赚取巨额利润了。这个产业有着严格的监管制度，因此限制了相互之间的竞争，从而使价格维持在虚高的状态。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汽车消费者落后了几代人，这使得外国汽车制造商可以把海外一些已经过时淘汰的制造技术拿到中国市场来。20世纪90年代，大众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韦斯特莫兰有一条原本用来生产大众FOX车型的报废生产线。公司将其主要设备搬迁到了中国的东北，生产出的轿车叫作捷达，后来超过桑塔纳轿车，成为全国最畅销的乘用车。利润也十分惊人：在年和年，以单台轿车计算，大众和通用汽车两家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获利，超过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在中国，别克公司每卖出一辆君威车，获得的利润会是美国市场上同一车型的两倍。迈克尔·杜恩是专门研究中国汽车市场的分析专家，他告诉我，在那一时期，他曾经就中国市场的获利问题问过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经理。“我们赚的钱，比上帝还多”，通用公司的经理这样回答。
不过，整个体系已经成熟，是应该有些变化了。如果某家中国公司能够采取某种方式利用外国技术，而又可以不跟合作伙伴发生纠缠，他们会创造出一种更加高效的管理模式。在这么一个低端市场里，机会是相当多的，因为价格不菲的合资产品还没有瞄准新兴的中产阶级。20世纪90年代末，安徽省的芜湖市政府决定成立一家汽车制造厂。他们雇请的工程师名叫尹同跃，他之前曾是大众公司的明星人物。在大众公司把韦斯特莫兰报废的FOX生产线搬迁到中国东北的过程中，尹同跃令自己声名大振。
在芜湖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尹同跃很快就将他的上述国际经验进行了充分利用。他首先去了英格兰，从已经过时的福特发动机公司买来一些设备。然后，他又去了西班牙。在那里，他从曾经生产过图雷多轿车、当时正在苦苦挣扎的大众分公司手里获取了生产图纸。图雷多轿车的生产平台基本框架和主要部件——与捷达轿车相同。偷偷地，尹同跃把英国的福特发动机公司搬回了芜湖，跟西班牙的生产图纸融合在一起，建起了一条组装线。当时国家有严格的制度，禁止新的汽车生产厂家进入市场。于是，芜湖的官员们只能简单地把这家公司叫作“汽车配件"厂。这个厂在年5月做出了它的第一台发动机。七个月之后，它制造出了一辆汽车。这台汽车的发动机是福特设计的，车身照着西班牙图纸在大众平台上做成，很多配件则是正宗的捷达配件。芜湖人只不过找到大众汽车的特约供应商，然后跟他们偷偷地做买卖。大众公司为此十分生气，这同样也惹恼了中央政府的人。
然而，在改革年代，每个人都知道这条基本的准则：事后求谅解，比事前求许可要容易多了。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芜湖的领导们跟中央政府进行协商。最终，也就是年，他们生产的汽车获准在全国范围内销售。（据报道，他们用钱解决了跟大众公司的问题，后者决定不诉诸法律。）他们给自己的公司取名奇瑞，这两个字在汉语里的含意是好运当头。名字的读音跟英语单词chry有点接近，但他们用Chry这个词翻译了公司的名字。奇瑞的领导们说，名字里之所以去掉一个英文字母，表明奇瑞公司永远追求幸福吉祥的理想状态。他们生产的汽车十分廉价，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汽车降价。因此，差不多是在顷刻之间，他们改变了市场格局。没过多久，奇瑞公布了他们的终极目标：要成为向美国市场出口汽车的第一家中国汽车公司。
***
自从在中国开始开车以来，我一直十分好奇，很想知道那些轿车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于是，有一年，我去了芜湖，跟几个工程师一起参加了奇瑞公司的汽车道路检测。他们要检测的原型车有两种：T-11和B-14，两种车型都还没有正式的型号名称。这两种车型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他们在车身的边角贴上了塑料包装纸，以防专拍工业照的摄影师偷偷拍照。B-14是CRV轿车，T-11则是一款小型的运动型轿车，外观跟丰田的RAV4极为相似。这一点，已经成为奇瑞公司的专长：他们生产的轿车疑似市场上的主导车型，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T-ll车型没打算针对美国的汽车消费者——奇瑞的质量还达不到美国的质量标准——不过这款车型被认为是朝着那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这两款车专为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设计，这部分人对户外运动颇有兴趣。当年美国汽车公司生产出CitySpcial时，这些人还不存在。
其中有个名叫约翰·丁克尔的美国工程人员，被奇瑞公司请来做顾问，他的专长是汽车的道路测试。“只有遇到坏事时，你才会发现车辆的好坏，”开着一辆T-11原型车驶出奇瑞厂门的时候，他这样解释道。我坐在前排座位上，充当翻译，后排坐着三位年轻的中国工程师。他们全都没有系安全带。
工厂门外，有一辆大型货运卡车，上面装载着一层层的奇瑞轿车。丁克尔驾驶的T-11超过了这辆大卡车，来到一个空旷路段后，他进行了一系列项目的测试：加速、刹车、转向，等等。“一个轮子存在转速差，需要加上一个滑差。”他把车速提到一百五十公里，在奇瑞公司所处的工业园区巡游而过，道路两旁比肩接踵的厂房在车窗外一闪而过：一辆满载砖头的拖拉机，一家新建的空调制造厂的大门，一排供建筑工人栖身的临时工棚。一个小男孩站在路边，正在对着草丛撒尿，他转头朝我们张望时，我们的车子飞驰而过。丁克尔突然踩下刹车，一辆公共汽车猛然鸣笛。我转过身去，看了看坐在后座上的三个工程师。
“要是让警察逮着了怎么办？”我问道，“他没有中国这儿的驾驶证。”
“这周围不会有警察的，一他们其中一个人回答道，“就算有，他们也应该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这三个人都二十岁出头，穿着蓝色的连体工作服，他们专心致志地观察着，希望能够从美国的道路测试员身上学到一些窍门。丁克尔又进行了一系列其他项目的测试，快速换挡、突然刹车、快速变换车道等等。后排那三个人则紧紧撑着车厢顶板。我们的车从一辆满载建筑材料的大卡车旁边快速超过，随后，其中一个工程师要我转述一点要求：“我们能不能找一个车辆不多的地方？”
他建议我们往北行驶，芜湖市正在那边修建一个新的工业区。那一带的建筑工人还在不停地劳动，丁克尔开着车在一堆堆建筑材料之间躲闪穿行。他绕过一辆土方车，在一堆堆砖头之间穿行着。一辆建筑工地上的大卡车横过我们的车道，向左拐弯，没有发出任何信号。“在美国，这种行为就叫白痴，”丁克尔咕哝着，我没有翻译他的上述评论。他驾着车驶过一个建到一半的住宅区，楼房的轮廓在薄薄的晨雾中若隐若现。他说：“告诉他们，从二挡换到三挡，从四挡换到五挡的时候，变速箱有点卡。”
丁克尔已经六十岁，目前居住在奥兰治县。我问他出生在什么地方，他回了句“这关你什么事？”，意即他是长岛人。这个人很机敏，颇有幽默感，身材瘦削——体重仅有一百二十多斤。他告诉我，他毕业于密歇根大学，20世纪60年代晚期，从这所大学的有害物质排放实验室走出来的学生中，他是唯一一个驾驶过马自达COSMO车型的人。他一直对当一名工程师没什么特别的兴趣。我问他，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选择那样的道路的，他回答我说：“我的辅导员不太聪明。”丁克尔于年高中毕业，当时的太空竞赛白热化，正是美国工业大发展的年代。那时候的人普遍认为，一个人只要数学成绩好，理所当然应该当工程师。丁克尔在克莱斯勒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随后改行做了新闻记者。他在《道路与试车场》杂志干了二十年，其中有两年时间是做总编辑。“我干汽车测试这行有三十个年头了，”他说，“事实上，每一种上路行驶过的汽车，我都开过。”他告诉我，芜湖那些空荡荡的街道让他想起了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呆过的那些日子，也就是他们在奥兰治县的豌豆地里试车的岁月。
芜湖坐落在长江两岸，距上海车程五小时，是中国南方经济腾飞的新先锋之一。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工业区驾车行驶的时候，它正处于建设初期，条条道路已经修好了路肩和人行道，道路标志也已经安装到位，但街上看不见什么行人。多数工厂都修建了高高的围墙和气派的大门，里面的厂房才建到一半，几乎都在等着安装机器设备。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了我在北方驾车穿越的那些小村庄。在类似破胡和杀胡这样的地方，到处都包围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可大多数居民已经离它而去。在这个开发区，情形十分相似：高高的围墙，气派的厂门，无数的建筑，却看不见什么人影。如果你是从北方的小村庄直接来到这样的新兴工业区，会禁不住想知道，这些人究竟到哪儿去了？但这正是一个处在变革中的国家的特点：抛弃旧事物，建立新事物。人们总在不断的运动中——或坐火车，或坐公共汽车，或坐轮船。他们站在乡下的公路边，拍动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等着搭上开往南方的顺风车。半年之后，芜湖市的这个工业区即将完工，然后，年轻人将成群结队来到这里。
坐着T-11轿车，我们来到了一处正在修建的环岛路段。在约翰·丁克尔看来，这个地方颇有点像个防滑垫。他把车速提到六十多公里，我们的车驶过了-个土堆，几袋水泥，以及一个即将用来搭建脚手架的竹子堆。丁克尔驾着车转过一个弯道，轮胎跟路面摩擦得吱吱作响，坐在车里的几个人一次次被甩得东倒西歪。车窗外不停地闪过一个个建材堆：土堆、水泥、竹子，土堆、水泥，竹子。T-ll的后座上，三位中国工程师被甩得挤到了车子的一边。他们还是没有系上安全带。
坐在中间的，名叫齐海波（音译），二十二岁。本来也可以坐进马自达COSMO车型驾驶座的他，还带着一袋零食。他从小在长城外的内蒙古鄂尔多斯沙漠里长大，他的老家就在政府试图通过种植柳树扶持当地牧民的那个地方。齐海波是汉族人，他告诉我，他的祖父原本是从陕西省迁移到鄂尔多斯的（“也许因为饥荒或是战争”）。在沙漠里，他的祖父当起了农民，靠种植小麦、向日葵以及玉米，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齐海波的父亲上过五年小学，他母亲读的书更少，只上过一年级就辍学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一家人转而种植西瓜，可也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齐海波甚至还记得他们第一次用上电的那一天。他的父母鼓励他，要集中精力学习。在当地学校里，他一直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总有一天，他会翻过长城，奔向南方，再不打算回到那里。
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武汉工业学院，这是湖北省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他一直对工程技术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可是跟丁克尔一样，他也正好身处于国家的关键时期。“我本想考一所好点的大学，”齐海波说，“我听说计算机和电子学是目前最热门的职业，于是，我在高考的时候选择了这些专业。”在武汉工业学院，齐海波被安排进入专事运输汽车制造的工程系学习，因为它所针对的，是中国发展最快速的运输市场。到高年级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求职会，遇到了奇瑞公司的招聘小组。“他们说可以给我一个工作机会，学校的人都在说，这是一家新成立的公司，一家发展很快的公司。第二天，我就跟他们签了合同。我想，年轻人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根据奇瑞公司的标准，齐海波不算太年轻——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齐海波每周工作六天，每个月的薪水是一千多块，住在奇瑞公司的宿合里。他们四个工程师共用一间宿舍，走廊边上有一排浴室，跟所有人共同使用。齐海波本来也想拥有自己的居住空间，可是这儿的条件比他知道的鄂尔多斯沙漠好多了。他期望在奇瑞公司有一个长远的未来。“它不是合资企业，我也喜欢这一点，”他说，“这是中国自己的汽车制造厂。”
做完道路测试之后，我问齐海波，他从丁克尔那儿学到了什么东西。他说，T-ll车型在急转弯的过程中，外侧轮胎有些打滑，说明它的主动轴长度有点小问题。车速过快时，B-14车型的后部有飘浮的感觉。齐海波尤其佩服丁克尔开车的技术。这位主管汽车质量控制和道路测试的年轻工程师，刚好在一个月前才拿到了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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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驾车行驶，常令我产生自己正在老去的感觉。这个国家所具有的那么多活力，全来自那些非常年轻的、刚刚进城务工的“候鸟”，以及满脸稚嫩的大学毕业生们，而类似奇瑞的新兴公司则不断地改变着国家的经济面貌。在路上的，多是三四十岁的人们——任何比这年长的人都会遇到法律上的种种限制。根据法律，申领大货车或者大客车驾驶证的年龄不得超过五十岁，超过七十岁则不能驾驶乘用轿车。对中国的交通而言，只有年轻人才有足够的韧劲。一旦开始手握方向盘，时间似乎就跟着加速前进。我领到驾照后才开始认识到，修建道路的速度有多快，新车型层出不穷，总能吸引我的注意力。在空旷的路段，大家拼了命似的往前奔跑，也正是这个原因——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汽车之城
Car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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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这几个美国人都要前往位于芜湖的汽车生产厂。一共有二十个：工程师、公司经理、市场专家、技术顾问。一个律师。汽车生产厂商名叫奇瑞，是过去两年里蓬勃发展起来的一家新公司。多数在上午，美国工程师都要到奇瑞组装厂外面的一条小路上试驾原型车。试车道上有中文提示；工程师讲的是底特律英语。
“我打六分。”
凸凹路
“注意离合器接合。”
制动检测
“你还记得那辆林肯凡尔赛吗？”
“当然记得。”
“那辆车真让人汗颜。”
请保持车距40米
“我只给林肯大侯爵的怠速打过九分。”
毛石路
“你要调头吗？要调头的话，提醒我一下。”
美国人的领队是马尔科姆·布里克林，他之前建了一家名为“幻想汽车”的公司，并以此与奇瑞展开合作。当我在芜湖见到他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说他们即将成为第一家向美国引进中国制造汽车的公司。他说：“我们正在创造历史，我要把它拍成电影。”他的儿子担任录音师。乔纳森20多岁，父亲走到哪里，他就拿着录音机跟到哪里。
马尔科姆66岁，一辈子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汽车生产领域寻求突破。年代晚期，他把斯巴鲁汽车介绍给美国消费者，小赚了一笔。年代初，他把赚到的钱悉数投入，在加拿大新布伦斯维克建了一家汽车制造厂。他委托设计了一款前卫的翼型门跑车，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同过多久就亏得血本无归。
年代，他把雨果轿车从大西洋对岸搬到美国。之后没多久他便宣布个人破产。后来，他又在加利福尼亚尝试生产电动自行车，但美国人对自行车的爱好远远不及小轿车。
年，他开始寻求重返汽车制造业之路。他知道，还是要先找国外的汽车制造厂，再把汽车出口到美国。他寻访过英国、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波兰和印度。来到芜湖之后，他终于停下了脚步。
这是“幻想汽车”的第二次中国之旅，他们下榻在国信大酒店。每天早上，他们都会在行政酒廊用早餐，马尔科姆大谈他的过去和未来……跟他一起吃早餐的，通常有“幻想汽车”执行副董事长托尼·西米内拉，公司的律师罗纳德·沃尼克。他是马尔科姆的老朋友，他的专长是破产法。他远在亚利桑那的车库里还停着一辆型号为布里克林SV-1的双翼门车。
“人们谈论雨果汽车的时候，总把它当成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布里克林说，“托尼当时的工作就是在全世界建找最便宜的汽车。当时的南斯拉夫还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对西方很友好。我们找到一款已经投产15年、但从不需要满足各项规定的汽车。这就是菲亚特。”
托尼接过话头：“一箱箱的卫生纸，还有传真机墨粉。我们都得自己带。为了把车子开起来，我们还得自带无铅汽油。”
布里克林说：“亨利·基辛格担任我们的顾问。托尼在14个月里进行了处改动，只用了14个月，我们就把车子交到了经销商的手上……三年后，战争开始了。现在，大家都说雨果汽车很失败。”
跟芜湖的其他事务一样，国信大酒店的一切都是新的。酒廊的书架上摆放着很多书籍，完全可以让一个人白手起家。一共有12本中文版的《哈佛营销管理》、10本《哈佛商学院MBA管理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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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里克林一行抵达芜湖前的好几天，我开着车从北京赶了过来。这趟旅程接近公愤；我租了一辆中国制造的大众捷达轿车，不慌不忙一路走来。我既经过了孔子的故里，也与南皮石金刚、沧州铁狮子、金牛苜蓿园擦肩而过。我还经过了东光铁菩萨和吴桥杂技之乡。一路上都能看到地方名产的大幅广告。金乡县的农村地区竖立着一大块告示牌，上面用英语写着：“中国大蒜数金乡”。
高速公路的路况好得出奇——四车道、精心打理的隔离带、出口标示清晰明了。有些路段刚刚修好，在我的地图上依然保持着虚线状态。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在过去四年间翻了一番，交通部最近举行新闻发布会，计划再建三万公里。当问及新建道路的目的时，交通部长张-春-贤提到了美国国务卿赖斯头一年对中国的访问经过。很显然，赖斯对中国的官员说过自己带着一家人在夏季度假时的美好回忆。“她说那几次度假加深了对她对美国的热爱，”张解释道，“修建高速公路可以刺激汽车产业，但这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去芜湖的路上，我开着车从很多崭新的告示牌边一驶而过；它们犹如拔掉插头的电视机，一片空白，正等着广告商们琢磨，什么样的消费者总有一天会从这条路上开车经过。近来，越来越多的城里人买了汽车，但他们很少做长途旅行，一是因为收费高，二是因为驾驶员还欠缺经验。路上的多是货运大卡车。这是中国高速公路的第一个阶段：先运送物资，随后人会到达。
卡车司机三两个人一起出行，以便昼夜轮换驾驶。他们遵循固定的线路，大卡车也是他们自己的；稍有延迟都会产生费用，所以他们在路边餐馆吃饭的速度很快。每天晚上，我都要停车吃饭，不管遇上什么人都要交谈一番。我曾经遇到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卡车驾驶员——他把自己的工作说成是“经济的晴雨表”。不过我们通常只来得及礼节性地寒暄，紧接着他们便要匆忙地返回停车场。一车卡车的两个驾驶员告诉我，他们刚卸下满满一车有色金属材料，车上现在装的是竹枝扫把。另一辆卡车刚卸下彩色电视机，现在装的是经过加工处理的小麦。
这些人都是新经济的炼金术士。在中国高速公路沿线每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交易现场，这样的炼金术士总是处于核心位置。一组卡车司机刚卸下自动麻将桌，立马又装上了中小学课本。还有一队人马从杭州拉着散热器，来到石家庄换回一车化工原料。温州的鞋子；长春的发电机。大同的煤炭；温州的火车组件。谁都没有开着空车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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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精英阶层一度对经商持鄙夷态度。根据儒家的传统价值观，任何读书人都应该鄙视商人，皇帝们对西方人首次提出通商的建议更是断然拒绝。不过，英国人铁了心也要购买茶叶推销鸦片，并不惜为此打上一仗。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签署《南京条约》，开放五个口岸与英国通商。这成了套路：如果中国人不愿意开放市场，外国总能找到借口并诉诸武力。年，经过几次战争之后，中国答应对外国人再开放十个口岸。年，一位英国领事在中国西部被宗族成员杀害，清政府同意再开放四个口岸，芜湖是其中之一。
这座城市位于内陆省份安徽，坐落在长江的东岸。年代晚期，英国人在俯瞰城市的山坡上修建立柱式领事馆，并在江边建起海关大楼，专门进行鸦片加工。法国耶稣会建了一座教堂；西班牙人开了一所天主教学校。美国新医院。随即，20世纪见证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清王朝的倒台、日本人的入侵、共产党的革命，外国人从此在芜湖消失了踪影。在计划经济的几十年间，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投入的资金少之又少。
年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dng的主要策略之一便是建设出口加工区，即指定的地区通过特别税收政策鼓励外商投资。早期的出口加工区碰巧多设立在之前的通商口岸，一如从前像潮水般地先后涌现。年和年，在深圳这样的早期特区已经繁荣十多年之后，中国又批准了32个城市，芜湖是其中之一。
芜湖市是新经济的后来者，位置相对比较偏僻。当地有价值的特产并不多见。年代，芜湖因为生产一种名为“傻子瓜子”的葵花籽闻名过一段时间，但这比“苜蓿园”或“中国第一大蒜”这样的招牌还要糟糕。芜湖的领导人想建立真正的核心产业，他们觉得在管控严格的汽车生产领域，本地的寂寂无名反而可以成为一种优势。自年代以来，外国汽车生产商已经与中国国有公司组建合资企业，条件是他们所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政府的目的是通过向外国人学习，但保持控制权的方式快速地建立起自己的工矿企业。（在中国，谁都不会忘记通商口岸所带来的屈辱。）大众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与中国人展开合作，一方面给生产出来的汽车打上外国品牌，另一方面则把零部件的生产外包给价格低廉的中国供应商。一段时间里，这样的策略让大家都赚得盆满钵满，原因之一是来自中央政府的严格管控有效限制了竞争的存在。
然而，芜湖的官员们悄无声息地打起了管控制度的擦边球。他们请来了尹同耀，他既是安徽人也是个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并且在合资新建的大众汽车公司是冉冉上升的明星人物。尹同耀帮着把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威斯特摩兰一家倒闭的、主要生产高尔夫轿车和捷达轿车的大众汽车制造厂的部分工具和设备搬到了吉林省长春市。他们用同样的平台生产出中国版的捷达，并最终使之成为全国最畅销的车型。
尹同耀离开长春，来到芜湖这家新建的工厂当上了副总经理。拿着当地政府提供的资金，他到英国一家过时的福特发动机厂购买生产设备，并运回了芜湖。接着，他到西班牙买了一款名叫托莱多的轿车生产图纸，其生产商是正在勉力挣扎的大众子公司西雅特。它跟捷达采用的是同一个生产平台。
尹同耀在芜湖悄悄地建起了一条汽车组装线。国家的管控政策禁止新建的汽车制造厂进入销售市场，于是芜湖的官员给这家企业取名为“汽车配件”公司。第一台发动机诞生于年5月。七个月之后，他们生产出了第一辆汽车。它用的是本应专供大众汽车的捷达零部件。大众大为光火，同样光火的还有中央政府。
不过，这种策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十分普遍：先触碰底线，再请求谅解。一年多的时间里，芜湖不断与中央协商，最终于年拿到许可证，可以把汽车销往全国各地。他们给这家公司取的中文名字叫“奇瑞”，意即“好运当头”。其英文单词Chry的发音跟chry（欢乐）相近，只是省去了中间的一个，指奇瑞公司需要不断进取，才能达到幸福快乐的境地。年，奇瑞一年的汽车销量达到9万辆。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褚昌俊会见我的时候，我问奇瑞为什么不按照正常的程度申请成立汽车公司。
“这就像生孩子，”他解释道，“首先你得怀上孩子，然后再去登记注册，我们也是这么个做法：先把汽车造出来，然后取得生产汽车的许可证。”
副主任何学东补充道，“如果按照传统的模式去申请，得等上很多年。在当时，机会可以说是稍纵即逝。”
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开发区新建的投资服务中心，大理石装饰的门厅宽敞得足够并排拉上两张羽毛球网。当我在午间休息前往拜访的时候，很多干部正在兴高采烈地打羽毛球。褚和何递给我一大摞用英语编写的招商材料，其中有“投资者的绿洲”和“投资者是我们的上帝”这样的名言警句。一个句子写道：“芜湖有高质量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其后的句子谈到了电力、水资源和下水道。
开发区位于城北的长江边上。继奇瑞这家主力租客之后，芜湖已经吸引了一百多家制造商，随时都有拔地而起的新建厂房。很多工厂搬迁自南部沿海，过去二十年间强劲有力的经济增长已经使那些地方的成本和工资大幅增加。
……作为一家国有公司，奇瑞并不需要对股东们负责，也没有人说得清投入了多少资金。一天，我前往QQ轿车和东方之子轿车庞大的总装厂房。门口立着一块用中文书写的标语牌：
我们不仅要努力工作，
还必须勤奋，
更要有国家使命感。
边上的电子屏显示，他们当天已经制造出辆QQ。穿着蓝色制服的工人们正在组装线上移动着崭新的轿车。一位名叫胡斌的经理告诉我，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量，他们在过去几年间逐渐加快了生产步伐。胡斌所在部门的各个装配站一开始需要三分钟才能完成一项任务，现在只要两分零五秒。胡斌说，要不了多久奇瑞就能以汽车数量而不是工作时间为标准向工人们支付工资。他问我，美国的汽车厂是否也采用同样的策略来增加产量，我说不会，并提到了“工会”这个词。胡斌希望自己的部门到年底时把时间再减少18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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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信大酒店又一次吃早餐的时候，马尔科姆说芜湖需要在长江上再修建一个港口。
“港口还要深挖，街道还要铺宽，灯光要更明亮，以确保安全和查看损耗，”他说，“要能在五千个小时内装载五千辆汽车。”
他在美国寻找着愿意出资百万美元获得中国汽车销售权的经销商。“幻想汽车”也需要起一个新名字。“需要符合、但不直接取自’虎’或’龙’，我碰巧又喜欢Chry这个名字。”之后没多久，通用汽车的律师给他发来警示函，说Chry不仅跟Chry只有一个字母之差，跟雪佛兰的英文名称Chvy也只有一个字母之差，很可能再次引发诉讼。之后没多久，通用汽车和奇瑞最终就Spark-QQ之争达成庭外和解，双方都未公开置评过和解条款。
中美公司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十分普遍，双方都在琢磨怎样在同一个世界中共存。当我在上海和亚洲汽车资源咨询公司总裁迈克尔·邓恩谈起这事的时候，他不认为奇瑞的低价吸引力能让它成为美国市场上的新品牌。历史上的外来汽车——以现代汽车为例，在美国消费者面前一亮相就走得步履蹒跚，原因通常是质量低劣。丰田之所以取得成功，全靠它的谨小慎微——这正是底特律长久以来所缺乏的品质。邓恩相信，中国人跟底特律具有同样的弱点。“中国人跟美国人很相似，都想底线得分，都想来个本垒打。我们很聪明。”
中国人总喜欢这样说：“我们很聪明。”邓恩说，“但我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恒心和毅力。这句话的意思更像是：’我们能够赶超。’”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在中国生活得越久，某些方面就越发让我想起美国。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拥有无止境的乐观和精力，都在快速崛起的城市之间修建了宽阔的道路。他们一向拥有自命不凡的品质，相信自己能够战胜时间——中国人的这一品质比美国人还要美国化……
年底，布里克林和奇瑞的关系戛然破裂。两年后，“幻想汽车”状告奇瑞，提出大约万美元的赔偿。他转向插入式混合动力汽车。奇瑞继续发展，终于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出口商。随后几年间，奇瑞跟菲亚特和捷豹路虎成为合作伙伴。不过，他们出口的汽车大多针对发展中国家——截至年，他们还没有为美国市场生产出一辆汽车。
在芜湖期间，我会见了曾经身为大众公司雇员、现已升任奇瑞总裁的尹同耀。大家都知道他刻意躲避新闻媒体，但他还是答应于傍晚时分在国信大酒店的一间会议室里会见我和另外几位记者。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仿佛刚刚离开办公室。他四十出头，面相更显年轻。不过，当我问起他的教育背景时，他的回答似乎在描述一段古老的历史。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他说道，“还没有坐过小轿车。”他解释说，那个年代的好学生都分配到了卡车制造厂，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乘用轿车市场。他属于差生——他一边说一边自嘲地笑了起来，所以被分配到了东北。我问到了公司的优势。
“我们拥有的是进取心。我们没有品牌、没有认知度，什么都没有。我们拥有的只是强烈的进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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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芜湖的最后一晚，我无法入睡。返回北京的驾车之旅正等待着我，灯光和噪音也钻进了我的房间。早上4点半，我起身看了看窗外。街道对面，海螺工厂因为连夜赶工而轰鸣不已，里面的工人们正在生产着PVC窗框。“幻想汽车”的人马已在头一天离去。我是住在国信大酒店的最后一个外国人。
我走到外面，发动了捷达轿车。开发区笼罩着一层薄雾，车头灯在空荡荡的大街上一扫而过。农历新年即将来临，很多工厂都在为节日的到来连夜赶工。低矮的厂房透出缕缕光线，宛如一个个纸糊的灯笼。
天刚亮，我驶过新建的长江大桥，进入了高速公路。在芜湖城外十几公里的地方，我驶过了一个标示为“无为”的出口。“无为”是一个远古的道家用语，意思是“什么都不做”。该地区还有一座城市取名为“无锡”。一次，我在四川省乘坐公共汽车时经过了“石棉”。对一座小城市而言，这名字颇有些生硬，不过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很多。
■■芜湖中江塔、步月桥■■PtrHsslr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