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风华正茂：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2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年版。
?迟迟未能动笔，心中却满是感慨和思量。
蓦然间，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懵懂无知的年轻人，自年进入山西大学历史系以后，学士——硕士——博士一路走来，耳闻目睹，有幸亲身经历、参与并体验了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最为重要的一个成长与发展阶段，真的是感喟满怀呀！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二十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山西大学的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不仅开创了极具特色的学术研究领域，而且形成了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创新的极具激情和活力的学术队伍，凝聚了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三代学人的心血和精力，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治学传统与学术风格，学界甚至有“山西学派”之赞誉。适逢中心成立二十周年，停下脚步，回首总结20年间开创并走过的学术道路，猛然发现，我们为之奉献青春、倾注了情感的中心，其学术凝聚力的取得，恰恰来自于二十年来点滴积累并代代传承的治学传统。这个传统，为我们“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注入了精神和灵魂，成为我们事业不断取得创新和突破的内在驱动力。
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积极开展学术交流，融众家之长，成一家之言，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第一大传统。
这个传统在乔志强、行龙两代学者身上一脉相承。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开山鼻祖是乔志强先生，记忆中对乔先生的印象是由两个完整的片段构成的。一个是在年，那时我刚进入大学不久，就有幸在主楼的教室聆听了戴逸先生和王庆成先生两位学界泰斗的学术报告，而促成这次报告的正是乔志强和行龙二位先生。当时业师行龙教授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追随戴逸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正是意气风发，谈笑鸿儒的时代。那时候山西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虽然没有博士点，但是乔志强先生却因为在中国近代社会史理论和知识体系创建、以及对辛亥革命前十年历史研究方面的重大成就，得到了学界的首肯，担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作为乔先生的大弟子，行龙先生则以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研究在学界崭露头角，担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上博士时已经获得教授职称了，是当时山西大学最年轻的一位教授。我首次获得这些信息，就是来自于这次学术报告会，心中满是钦佩和崇拜。记得当时乔先生在会场讲话时声如洪钟，底气十足，满面红光，眉宇间透着儒雅之气，用通俗点的话来讲，真有大学者的范儿。现在虽然记不起那场报告会具体讲了什么内容，但最为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次学术交流活动，不仅亲眼见到了中国史学界最顶尖级的两位学者，更看到了山西大学与国内学界同仁所建立的密切交流与合作。山西大学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做学问不易，能得到学界的认可更难。乔先生和行先生都做到了，他们为山大学人的发展起到了示范和带头作用。
乔先生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他在年冬天给我们95级历史学专业本科生上的三次毕业论文辅导课。当时我已升入大学四年级，并且因为成绩优秀，获得了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保送资格。蒙行龙先生不弃，收我于门下学习社会史。乔先生作为行先生的授业恩师，自然就是我的师爷了。因此，乔先生的课我听的特别认真，也非常激动。课间，还抓住机会，积极主动地向乔先生请教问题。我们上课是在主楼教室，那个教室冬天很冷，暖气也不行，风一刮玻璃乱颤作响，可是乔先生还是坚持在那里给我们上课。结果上了三次课后就病倒了，不久竟传来了先生故去的噩耗！乔先生的逝世，令学界所有人都万分的悲恸惋惜，行龙先生更以“悲苦交集哭吾师”为题在山西大学校报上表达了自己的沉重心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乔先生故去不久，在研究生处办公室一层教室行先生给包括郝平、赵英霞、张万寿、毕苑和我在内的众弟子细细总结了乔先生的一生，尤其提到退想斋日记、辛亥革命前十年、山西制铁史、曹顺起义史料等，使我对乔先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多的景仰。记得那次上完课，行先生尚未从失去恩师的痛苦中恢复过来，精神恍惚，出门时不小心踢翻了门卫室盛满煤油的罐子，油洒了一地，让我深刻领会到乔行二人师徒情深，令人感动。怀着对乔先生的敬仰，我参加了在双塔寺为先生举办的追悼会，时至今日，我仍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评价乔先生的话是“君子无欲则刚”。这句话一直勉励我多年，对于一个追求学问的人来说，就得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不要受花花绿绿太多物欲诱惑左右，专心治学，心无旁骛，无欲则刚，才能成就一位谦谦君子。这亦当视作乔先生为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
乔先生的撒手人寰，对山西大学的社会史研究着实打击不小。山西大学的社会史研究何去何从，如何继续乔先生未竟的事业，保持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社会史学界的重镇地位，紧跟甚至是引领学术潮流，这是行龙先生自年以来一直在努力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密切加强与国际、国内学界之间的联系，开展有山西区域特色的社会史研究，是当时确定的一条务实可行的创新之路。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以学术为基础，广结国内外各路学者，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才能拓宽眼界，融众家之长，为我所用。中心对外学术交流，最早应是从与祖籍山西介休、台湾东华大学著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的合作开始的。年，在乔健先生的努力下，在山西大学创办了华北文化研究中心，并代山西大学邀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参加揭牌仪式。把个人藏书捐给山西大学成立“乔健图书室”。如今，华北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两大机构在山西大学已实现了强强联合，合为一体，这不但是二乔长期合作的结晶，也是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注重多学科交叉，优先与人类学对话的体现。这种积极的合作精神，使得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很扎实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血统。在我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乔健先生刚刚开始做“传统中国底边社会研究”项目。这个项目选择了山西乐户、长子剃头匠、天桥杂耍艺人、吴桥杂技艺人等等底层职业群体开展研究。这个研究没有什么资料可循，需要研究者进行深入的田野考察，行老师安排与我同届的师兄史维阁做长子剃头匠的研究，史维阁付出很大的辛苦和努力，在科研经费不是很充足的情况下，数度前往长子、高平、临汾等地调查，曾经一个人在长子呆了一个月，访问了多位老剃头匠师傅，后来在临汾偶然发现了有关长子剃头匠的档案资料，结合田野考察，硬是将这一艰难工作完成了。尽管当时我并没有参与此事，但是却见证了这项工作的全过程，对如何开展田野调查及其重要性也有了深刻体悟。之后，由乔健先生居间引荐，中心与欧盟奥克多姆中心合作开展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计划（简称SUCCESS计划），选择毗邻晋祠的赤桥村这个城乡结合部开展研究。在该项目的带同下，当时还是硕士生的常利兵、张艳都参与了该研究计划。与国际学术界的这种合作研究，不仅能够开拓研究者的视野，更使田野调查的理念与方法深入人心，走向田野与社会，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摸索出来的。
近些年来，随着中心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这一新兴学术领域的蓬勃开展，国际合作方面的步伐迈得更为稳健。与日本学界以内山雅生、弁纳才一等人为代表的学术团体的合作研究就是典范。中心在集体化时代资料收集方面的学术积累，引起了日本学者的白癜风的临床表现治疗白癜风那家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