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根上的乡愁
张彦广央视《舌尖上的中国》通篇说的华夏小吃。小吃不小，里里外外透着历史与文化。舌尖是味蕾最集中的地方，再往后走，就是舌根。舌根与声腔是一个家族，它们唱念坐打与起承转合，就会演绎出一部语言的大戏。假如再为《舌尖上的中国》拍姊妹篇，我的意思就叫《舌根上的乡愁》，不说小吃，只说方言。
改革开放伊始，吴桥一个小伙子从天津打工回家，老爹见到他问：多咱回来的？儿子用津腔回答：昨晚回的！老爹劈头一巴掌，再问：多咱？儿子马上回到了吴桥：夜了黑下！这则流传颇广的笑话，如今的年轻人好像不记得了。即使听到，也会为那个年轻侉子叫屈，气愤古怪的老爹咋这么爱管闲事？
很长时间把这事当笑话讲，后来，就咂摸出另外一番滋味：老爹打儿子，是要儿子记住你从哪里来，你要说哪里话。在老人这里，方言，关乎一种根脉的东西，是大事情。
刚踏入社会，我是乡广播站编播员。编采没用多少力气就上道儿了，但是学播音却让我费了吃奶的劲儿。舌根的紧张、纠结，使我备受诟病。经常抱着收音机学夏青、关山，也学林如、雅坤，自认为学得有模有样时，烦恼又来了：关了话筒和扩大机，立马又回到吴桥方言特有语境而不能自拔。
说吴桥话还是普通话，一度让我思考了很久。后来，有了一个解：到哪儿随哪儿，见谁随谁。走的地方多了，见的人多了，发现和我一样在为说话较劲儿的大有人在。他们在用普通话与我交流，突然来了亲友的电话，便改了腔调接听，像说黑话，保护了隐私，却留给我一片茫然。这种时候，方言给我们带来的是交流的障碍与尴尬，很容易让内心产生自卑与失落。为啥北京人说话有一种油气，分明是舌根在掌握了普通话优势后，一种骄傲的深层流露。
大约十年前吧，我对吴桥方言的认识有了一个大转弯。那时我编辑着一张文艺类小报，不经意间案头多了一些搜集汇总吴桥方言俗语文章。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响应者、讨论者云集。大家通过反复推敲和比较，发现好多方言俗语的表达各有差别，更多的是字不达意，让人不敢苟同。于是，就求教于权威的老师——《新华字典》和《辞海》，不经意的求索间，蓦然发现了吴桥方言语境里的桃花源。
无声的老师告诉我，有那么多的吴桥方言，都有汉字在诠释着它，承载着它，保护着它。遗憾的是，我才知道。这不惑之年的意外又妙不可言的发现，让我找到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于是，一幅乡愁满满的田园小品，油然而出：当黄泥小屋的烟囱里冒出黢黑的浓烟，耩了一天地的父亲擦黑儿时回到了当天井。他将手推车里的铁锨、板钁、沙耙、犁钳等拾掇下来，挨个儿放回到车屋的犄角旮旯。他从脖颈儿上摘下牛皮襻，挂在影壁墙上。然后，擤了把鼻子，手在鞋靿上抿了两下，顺手拎过一个杌子头坐下。从烟笸箩里撮出关东叶，卷成喇叭筒，一边悠然吸着，一边看两只芦花鸡鹐食一只大豆虫。母亲从水筲里舀出半盆水，拿块胰子，洗涮父亲弄黵了的手巾，嘴里免不了嘟哝：你瞅瞅，你瞧瞧，都快能当搌布用了！父亲咧嘴笑笑，把烟头焌灭，然后站起身，打了个张抱，瓮声瓮气地问：饿了，揍的吗吃？母亲乜斜一眼父亲：馇的粘粥，烀的饼子，熥的山药，就头儿是腌黄瓜、激白菜。单另给你炒了几个笨鸡蛋，炸了盘长果仁儿——老烧儿已经给你筛好了……
显然，这幅方言缀成的田园小品大家都可以续写下去，直到写成一轴蔚为大观的乡村版的清明上河图。后来知道，吴桥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冀鲁官话体系，是北方方言宝库里的一块璞玉。它是土话，亦是官话。土，是它的个性；官，是它的品位。为了不让其湮没与失传，我有了一个宏大的创作计划，那就是，写一本关于吴桥方言的书，书名就叫《说方言，解文字》。我把这个想法透给许多朋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想不到他们的态度大多是淡然甚或茫然。
杂技文化学者杨双印对我的想法充分肯定，认为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补充说，在吴桥方言谱系里，还有一个重要支派就是杂技春典，也等着去挖掘整理。春典，也叫行话、黑话。在吴桥艺人中发展得很完善，词汇也相当丰富和完备，能够用于多种场合和特定事物。杨双印说，春典语是对中国语言的一个贡献。
趁着兴致杨双印与我用春典盘起了道：
杨：辛苦辛苦。（是行里人吗？）
张：彼此彼此。（大家都一样！）
杨：元辰什么蔓？（先生贵姓？）
张：跟头蔓。（姓张。）
杨：贵包口？（干哪一行的？）
张：不起包口，干粒子的。（称不上一行，变戏法的。）
杨：咬春，撮亮！（懂行话，明白江湖上的事！）
张：风硬，扯呼！（势头不对，撤了！）
江湖人有言：能给十吊钱，不把艺来传。宁给一锭金，不给一句春。在艺人看来，春典是比技艺更宝贵、更神秘、更形而上。为什么？归根结底，它和吴桥土话一样，是中华语言宝库里的瑰宝，是吴桥艺人的一种创造，是艺乡人舌根上化不开的乡愁。
年7月30日《沧州日报》供稿：张彦广。转自沧州日报副刊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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