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鬼记》
作者：张运涛
输12
作者简介:
张运涛，河南正阳人。中国作协会员，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英语班学员。
二零零八年开始创作,在国内各文学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一百多万字，并有作品多次被选刊转载，出版小说集《温暖的棉花》。
曾获第二十届梁斌小说奖短篇小说一等奖、林语堂散文奖、浩然文学奖等。二零一二年秋，受邀赴美国参加中美青年作家文化交流。
本文原载于《特区文学》年第3期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年第7期转载
《收鬼记》
导读：一个普通村妇的上访，导致一条人命的夭折。是意外？还是谋杀？死者家属无法获知的真相，却让一个跳大神的揭开了。
1
拆迁谈不好，工程也没法动工。吴桥路上的居民眼睁睁地瞅着挖土机停在路上却不施工，问谁谁都不知道原委，也来上访。《来访登记表》上记录着，那是二零一四年六月九日，周一。我高中同学—如今也是同事，高春秋说，那天正好轮他值班，外面下着大雨，接访大厅进来一屋子妇女，打着伞的，穿着雨衣的，拖儿带女—有的带的是孙子孙女。这个说施工队把他们家水管挖破了，家里已经停水一个多星期了；那个说路挖个皮又走了，下个小雨都寸步难行……有抱怨，有责问，还有个妇女说着说着甚至哭了起来……那天接访的领导是县人大主任，高春秋见局面混乱，偷偷给镇里打了电话。高春秋大学毕业后考上村官，但他没在村里干过一天，他爹是财政局副局长。
殷镇长不一会儿就赶过来了，后面跟着居委会的两个小年轻。殷镇长解释说，就剩下两个拆迁户还没有达成协议了。我是从这个时候才真正“佩服”殷镇长的，没一定的道行说不出那样的话—那话一方面暗示了访民政府已经尽力了，问题不在他们，另一方面也算是向人大主任表功，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只剩下两个拆迁户了。事实上，吴桥路总共只有两个拆迁户，剩下从何说起？
我们家背上钉子户的名声，是在吴桥路居民第二次集体访的时候。接访的领导又给镇里打电话，殷镇长没法再在领导面前说只剩下两个拆迁户了，这次换了个说法，说责任全在那两家钉子户身上。词一变，性质也变了，居委会撇得远远的，不是他们没做工作，怪只怪我们是钉子户。
钉子户这词近几年在媒体的渲染下早已经变得硬梆梆的，充满了戾气。殷镇长开了头，这个称呼很快就叫开了。我听高春秋讲，后来吴桥路的访民再来的时候，都是用钉子户指代我们两家。我心里试着默念了一遍钉子户，觉得这个词的确冷冰冰的，除了硬和戾之外，还恶狠狠的，好像叫起来格外解气似的。
范姨那天晚上十点多来过我们家一次。来福认识范姨，范姨也了解来福。门一开来福就到范姨身边蹭，像是撒娇。范姨矮了矮身子，手在来福的背上摩挲了一下，进了屋。范姨说她不准备要房子了，还是钱攥在手里心安。她说她要二百四十万，她那都是门面，一间要六十万没多要。我妈一听范姨说她要二百四十万，愣了。
我爸问，你看，我们要多少合适？范姨想了想，说至少也得一百六十万吧。我妈不相信，一百六十万？范姨看着她，说是啊，一百六十万。你想啊，吴桥路修好，你也可以建四间门朝北的门面房，一间不要六十要四十吧，也一百六十万啊。我爸说，我们不能跟你比，你那是有四间门面房，我们不是还没建吗，人家凭什么赔你？范姨说，没建可以建啊。不要一百六十，要一百二十总可以吧？临走时，范姨一再叮嘱我爸我妈，提条件时咱们一定不要让他们知道咱们通过气，达成协议之前一定要互相通知一声。
范姨走后，我们家开了个小型会议。我妈说咱也别要一百六十万了，一百万就中。我爸反对，说政府也不是傻子，咱哪有门面？嘴上说说人家就按门面赔？我不懂这些，但我知道我们家的门面是以修好吴桥路为前提的。不修吴桥路，门面在哪？我妈怯怯地又吐出了八十万这个数，我爸想了想，说中，就八十万吧，这个应该是正价。但八十万是咱的底线，咱跟拆迁办得要一百万，三讲两讲，最后不就成了八十万？
没几天，殷镇长又把我爸我妈叫了过去。没谈之前殷镇长就说，现在只剩下我们家了，范姨已经答应之前的条件。我爸我妈不相信，认为是政府的诡计，前天范姨还说坚守二百四十万，一百万也差得太远了吧。我妈说我们不管他们要多少，我们只要八十万。我妈直接略过了之前和我爸定好的开口价，可能是觉得那个数字太高，讲不出口。殷镇长还是那句老话，说会把我们的想法跟上边汇报的。走的时候我爸我妈忐忑不安，殷镇长越是不跟他们讨价还价他们心里越没底。
从居委会一出来我爸就给范姨打电话。范姨先问，他们答应了你的条件？我爸说没有，你们呢？范姨说她正要给我爸打电话，他们已经签了协议了，殷镇长答应补偿二百万。挂电话之前，范姨反复叮嘱，千万不要说出去，她答应过殷镇长的，任何人都不说。
我妈气得大骂，这就是有文化的人办的事？头天还一再说签协议之前一定要互相通个气，转天就不当真了。我爸想转移话题，说一个说一百万，一个说二百万，你相信殷镇长？我妈冲他，二百万你就信？两个我都不信！哪还有让人相信的人？我爸不看她，说这事她也不一定能当家，她公婆干的也说不定。我妈说，不好的事都推给旁人，她是你啥人啊，你老护着她？
我妈越想越不对劲。晚饭时她让我爸再问问范姨，政府是不是真给了她二百万。我爸不耐烦，谁愿意露富啊？谁得了一百万偏偏说二百万？她傻啊？我妈说好，她要二百万咱要八十万也不算多。
我觉得我妈的怀疑是对的，可能问题比她想的还要严重，但我没敢讲出来。范姨签下的协议不可能是二百万，她故意朝大里说，好让我们冲锋陷阵，万一我们成了，说不定她的赔偿款也会追加。
挖掘机一铲子下去，范姨家的房子就面目全非了。一个上午不到，范姨家就被铲平了。我们家成了最后的堡垒，那八十万更让我们家坐实了钉子户的名号。
吴桥路的居民有空就到群工部来诉诉苦。你不是群众工作部吗，看我们这群众工作你们管不管。反正也方便，送罢孩子上学来一拨，接孩子之前又一拨，接访领导都烦了。
那天碰巧遇上县委书记接访，书记拍了桌子，明天派人去开个现场会，一事一议，让老百姓给评评，政府给他们的赔偿合不合理。访民一看领导拍了桌子，也放心了。高春秋后来说，访民走之前书记的那句话可能起了鼓动作用。书记说，政府这边按程序来，你们群众也得给他们点压力，让他们知道民意的强大。
2
高春秋给我找到那份《关于吴桥路赔偿的满意度评价的汇报材料》。我问高春秋，为什么没用“评议”？我记得信访程序中专门有一项信访评议。高春秋小声跟我说，那个会不符合信访条例有关信访评议的规定，信访评议必须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和被评议对象的亲属组成。那天开会的时候没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更没有你们家的亲属。我问高春秋那次评议会具体都有哪些程序，他说他就记得投票，其它的都想不起来了。好在有录像，高春秋到居委会帮我拷回了当天的视频。
会场我早知道了，就在我们家门前那栋楼房的一层—我妈跟我说，跑到咱们家门口来开会，也太欺侮人了。那楼房还没竣工，听说是想开酒店。地下一层作了停车场，空空的一大片，正好可以在里面开会。殷镇长以居委会主任的身份主持会议。他先介绍了参加会议的单位，项目办，项目拆迁办，镇政府，施工单位……紧接着，殷镇长又介绍了几次谈判的情况，以及我们家在谈判中的几次反复。
这一段我反复看了几遍，殷镇长确实没有说明拆迁办第一次正式和我们谈判的时间。以前我以为我爸对殷镇长有偏见，现在看，那不是什么偏见，殷镇长是有预谋的。他模糊了第一次谈判的时间，应该是刻意为之，绝不是忽略。这样一来，他就把吴桥路工程拖了两年多的责任有意无意地推到了和我们家的谈判上了—这才是我们家院墙被推倒的真正动力。
被拆迁户发言是会议的第三项议程，我妈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在会上说明，拆迁办第一次找我们谈判的时间是五月份，满打满算也只有四个月多一点，两年前就开始跟我们谈完全是谣言。群众如果知道吴桥路这两年一直没动工与我们无关的话，还会来推我们的院墙？还有，房子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要多少赔偿是我们自己的权利。别说八十万，五百万我们也可以要，你不想买我们又没逼你。
会没开始我妈就走了—她那天其实到过会场，但看到周围的人都不理她，她担心是开她的批斗会，又走了—就这样白白失去了一次洗清自己、改变整个事件走向的机会。殷镇长在录像中也确实喊了两遍，最后无奈地摇头说，被拆迁户没来。有人大声地纠正他，来了，又走了。
我妈说她当时不仅从会场上离开了，还把我们家的大门也锁了，走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不烦。第四项议程也不得不取消，被拆迁户缺席怎么和拆迁办现场辩论？最后一项是投票，结果显而易见，到场63户，赞成政府赔偿方案的61户—一张票因为被多划了一道杠，作废，另一张没有收上来。殷镇长激动地宣布，61：2—即使那两户都算作反对票，赞成票也是绝大多数。
3
院墙被推倒那天，我正好去市里面试去了。我这次考的是市执法局，计划录十二个人，我笔试第五。我爸怕我再跟上一年考群工部那样面试被刷下来，给我准备了五万块钱，让我见机行事。我嘴上答应了，心里根本就没打算送，人家要十二个人，我笔试第五名，还能过不了？上一次是没经验，又紧张，面试时语无伦次，被刷下来。我爸老说怪他，钱没送出去。
碰到一个大学同学，他情绪很饱满，不像我。还劝我，放心吧，执法局想要的是有法律专业背景的考生。怕我不相信，说是晚报上写的，记者采访了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相关领导。我笑他，现在哪个单位不缺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员工？就像依法治国，过去没喊过？我们没像在学校里那样一激动就争论个不休，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变得陌生而礼貌了。但热情还在。
那天晚上我没回县城，我们俩在路边的地摊上要了四个小菜，喝了几瓶啤酒。喝到微醺，同学问我送礼没，我拍了拍身上的包，说没有，带了五万块钱没送出去。他没吭声，闷头顾自喝了一杯。我问他送没，他叹了口气，你考得好不用送，我考了个十四名，不送恐怕一点希望也没有。
第二天早起我才发现我爸我妈打了十几个电话。我以为是问我面试的情况，没当回事。刚坐上车，我妈的电话又打过来。当时我就觉得怪，我妈竟然没问我面试情况，上来就问我在哪。我说正在往回赶，我妈说好，赶紧回来吧，回来再说。
离老远我就看到我们家的院墙倒了。院墙像是一个老人的外衣，衣服一脱，就露出岁月的峥嵘。院子里凌乱不堪，到处都是经过时日风化的暗红砖头，中间夹杂着当年砌砖用的石灰，白花花的。我们家那两小间房子瑟瑟地立在那儿，像没有外衣遮挡的内衣，低着头，缩着身子。我闭了下眼，再睁开，那些石灰还是白花花的，很刺眼，像向外翻着的伤口。
我手脚开始发软。我妈在一旁说，昨儿下午政府想借吴桥的居民开咱家的批斗会，见咱没人参加，政府就让他们推倒了咱家的院墙。怎么会这样？我朝前挪了两步，想找个东西靠着，没找到。左邻右舍都来推我们家院墙，那场景，想想都让人伤心。
来福没心没肺地卧在当院的柿子树下，连吓人的架子都没有。我一步一步挪过去，攒足劲踢了它一脚。那一脚轻飘飘的，像踢在棉花上。来福不情愿地站起来，我这才发现它瘸了一条腿。我妈说，可能是院墙砸的。我顾不上来福，心想政府肯定不敢直接让群众推倒我们家的院墙。
我比我妈脑子冷静。后来看到他们开评议会的录像材料，我能更真切地想像到院墙是如何被推倒的。众人肯定是被61：2那个结果鼓舞，久久不愿散去。最后不知道谁提了个头，说既然占了他家院墙，干脆咱们把院墙推倒不就能修路了？老百姓都是群胆，一呼百应，小院墙哪能承受得了那么多人的推挤？也或者，有人以咒威逼众人，谁不推死谁全家！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臆测，录像在投票结果出来时就结束了。
我爸被派出所抓走了，我妈说是有人诬赖他打伤了人。幸亏我也是学法律的，觉得这个时候我妈的话不太可信。后来我才了解到，那些推我们家院墙的人还没散去呢，我爸正好回来了，见他们上门来欺侮人，当然气不过，随手就拿了把铁锨，一下子甩到一个人身上。那人伤到大腿了，医院。
我妈第一时间去找过殷镇长。殷镇长比平时更热情，说他也没办法，那么多人，那儿又没有摄像头，找谁去？我妈不说我也能猜到殷镇长的敷衍，有那医院看看那个伤者。但我妈不愿意去，还把我骂了一通，他是咋受的伤谁知道？是谁伤着他的你知道？即使是你爸伤着他了，他来推我们家院墙我们就该眼睁睁地让他推……
我跟我妈讲，这是两码事，他推我们家院墙肯定不对，我们再不对也有我们自己的合法权利。但我爸伤了人家，无论理由多正义都不对，我们可不是执法机关，别人违法了只有让警察去解决。去看伤者，是争取取得人家的谅解，只有取得了人家的谅解我爸才能早点出来……
我妈拐不过来弯，我只好医院。医院，又是外伤，很容易找。我买了几百块钱的东西过去，答应医药费我们全部负责—反正我手里还有五万块钱没动。那人像是怯了，也可能意识到自己也不对，反复跟我声明他并没有上去推我们家院墙，他当时正打电话，突然就被我爸的铁锨砍了……
从医院出来我又去派出所报了案。明摆着的道理，院墙是我们的私有财产，谁也不能侵犯。我要求警察揪出那些推倒我们家院墙的人，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拘留，或罚款。还有民事责任，肇事者要将我们家的院墙恢复原貌。
我爷也来了。他一来就坐到大门口的小凳子上，像一个门神，不说话，表情凄惶。我爷怕事的这一面都传给了我爸。他是基督教徒，我大伯死后他就信了教。这几年，农村的教徒越来越多，过年回去看各家门上的春联就知道了。我用心比对了一下，发现那些信教的大多都过得不顺，要么穷，要么疾病缠身。比如我爷，大儿子瘫了近十年之后撒手归西，给一家人留下一屁股债不说，儿媳妇也一去不返—说是进城给人当保姆，五年都没回来过一次。
小时候放假，我爷也经常带我去教堂—教堂就在我们王畈小学后面的一幢民房里。我爷试图让我也信教，那怎么可能？学校里一直在讲唯物主义，无神论，哪有什么上帝？再说，我也不喜欢那些教徒，个个粗声粗气的，有的裤子还挽多高，明显是刚从地里赶过来。唯一让我感觉神秘的是那个穿着一身黑袍子的牧师，他一出现，教堂里马上安静下来—我们校长到教室也没这么安静过。我对基督教其实了解得很少，只知道我爷入了教之后不再骂人了，说是教规。要是他们都像我爷那样不说脏话了，信基督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
我开始睡不安稳。来福凑热闹似的，每天半夜都会叫几声。我和我妈都很奇怪，来福竟然不是哑巴。头几次，来福只要一叫我就起来看看。这一片没有路灯，没有月亮的夜里，外面黑黝黝的，跟空旷的荒漠一样。看不到什么异常。连个人影也没见到过一次。我妈出事后，我爸联想到那段时间来福的反常，说它可能早就看到啥信号了。我知道我爸的意思，来福可能是被夜里游荡的鬼魂惊着了，这个鬼魂还可能与我妈有关。我半信半疑，客观上讲，罪魁祸首应该是那堵被推倒的院墙。房子少了一道保护，风吹草动都会惊扰一向清静的来福……
我爸被关了三天。他出来的第二天，吴桥路开始全面施工。更让我们都意外的是，本来是直线的路，到了我们家门前却改成了小弧线，吴桥路从我们家院墙外漫了过去。是啊，早怎么不这么改呢？我妈说政府这明显是理亏了，她咽不下这口气，院墙被推倒了人也被关起来了，我们家又不拆迁了，这损失谁来补？他让我联系记者，自己忙着到处找人告状。她跟我爸一样，也不相信县里了，但话还是跟先前一样，说上边的官好，都是下面的和尚把经念歪了。我妈这个时候的上边又向上伸展了，是市里，省里，中央，排除了县。
马云就是我妈在市群工部认识的。这个马云当然不是那个马云，这个马云是个女的。我妈带马云来我们家过夜，说太晚了没有班车，马云回不去，要在我们家将就一夜。我爸看看她们，我妈赶紧补充，说马云是她的访友—我第一次听到访友这名字，非常别扭，还以为是我妈发明的。后来到了群工部才知道，访友这说法早有了，一起当过兵的叫战友，一起上过学的叫校友，一起上过访的当然就是访友了。
马云说起来比窦娥还屈。她在县城广场摆夜市，被城管踢了摊子。老公去找广场管理办公室理论，被对方打了个半死。在郑州住院花了三四万，出院后左眼视力逐渐下降。马云从此走上上访路，市里省里北京都去过。执法局理亏，除了住院费，另外赔了她十八万。但现在马云老公又开始头痛，右眼视力也受到影响，基本丧失了劳动力。执法局推说事情已经了结，不愿再谈，马云只好又去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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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就这样跟着她的访友马云去了北京。那是她第一次去北京，也是最后一次。
到北京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马云带我妈直接去了天安门。她们在天安门转了一圈，最后到了中南海，马云突然拿出两顶白纸卷成的尖帽子，上面写了一圈冤字，自己戴了一个，给我妈也戴了一个。还没来得及喊冤，就被推进路边的厢车里，拉走了。
这都是殷镇长后来告诉我的。我后来见到马云，她虽然遮遮掩掩的，但总算也承认了。殷镇长是第二天去的北京，他作为访民属地领导，得去把我妈接回来。我妈说急啥，来一趟不容易，说啥也得先逛逛。马云表功似地跟我说，这是她给我妈支的招。你妈又没犯法，殷镇长不能硬带她走。让我妈自己逛吧，殷镇长又不放心，害怕我妈又去上访。就这样，我妈公费在北京玩了三天。马云说我妈玩够了才提出要回家时，我不太相信。可又一想，也可能，我妈心软了，不好意思了，才主动提出回家，她平时哪那样奢侈过？
回来的车上总共坐了五个人，司机，殷镇长，居委会小陈，我妈，还有我妈的访友马云—马云是她乡里的领导委托殷镇长给捎带回来的。车走到邢台，我妈头向下一栽，突然就过去了。这事我们不仅找过马云，也单独找过司机和小陈，他们的口径出奇地一致。马云说她挨着我妈坐，我妈一勾头她就惊了，手推了她一下，但我妈没反应，马云慌了，赶紧叫殷镇长……
我妈是心脏病突发，后来的尸检报告中说。我当时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我妈平时没病没灾的，哪里来的心脏病？事情过后冷静下来，我那不是不相信，是不愿相信。我妈出事之后我偷偷地问过我姥娘，我姥爷怎么死的，她说我姥爷走得急，也没受啥苦，吃过饭脖子一仰就过去了。我姥娘还说，我大舅也是，夜里睡觉时好好的，第二天一早叫他不应，一摸，身子硬梆梆的……
谈判是在我妈还没火化之前进行的。政府那边的代表还是殷镇长—我也开始不喜欢他，倒不是怕他，而是觉得和他打交道累，你很难猜出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把节哀之类的话几乎全说了一遍，最后才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爸好长时间没吭声，临了反问了他一句，你说说，什么要求能抵得上我儿子的妈？我清了清嗓子，说得追查这个事件前前后后的相关人员，到底是谁的责任，谁渎职了，谁违纪了，哪怕是给他们一个小小的处分，也算告慰了我妈的在天之灵。
那段时间，除了难过，我还莫名其妙地紧张。过后想起来，可能与殷镇长有关。我们不知道殷镇长是怎么向上汇报的，反正县里紧张起来。我后来听高春秋说，县委书记担心事情闹大，专门召集相关部门开了次会，让他们别怕出事，出了事能快速摆平才是合格的领导。听说—高春秋也是听说，为我们的事县领导还批评过我们镇的领导，说别以为镇里的钱都是你自己的，改天你不当那个镇长书记了，那些钱你一分也摸不着。
政府赔了我们八十万—这样的死亡赔偿没有先例。说句不敬的话，八十万，我们全县没有多少人能达到我妈这个标准。可能是我们父子俩追查渎职人员的决心让领导害怕了。我爸最终叛变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中途变节，是因为政府答应给我安排工作？我们并没想要这么多，真的。我知道多少钱也抵不上我妈一个大活人，可这个社会，用来衡量贵贱的唯一标准除了钱还有什么？
我们一家在吴桥这儿就像吴桥之于县城，很低微，我妈在饭馆做最脏最累的活，我爸跑车虽说稍微体面点，但也不像人家有固定联系单位的司机，他只能靠自己一早一晚在停车场熬着捡漏找活儿。吴桥不像乡下，大家都关着门各过各的。除了姚叔范姨，我爸我妈在这儿再没有旁的朋友。过惯了这样的日子，我们倒也不觉得清冷。但拆迁就像一颗石子丢进水塘，打乱了我们的平静，我们家平添了许多双偷窥的眼睛。这些眼睛不是关心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