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岁时，就有人到我家来说媒，被我拒绝了。我说我还小，对于要找什么样的人，自己也不清楚。那时农村姑娘最时髦找解放军、知青干部。我的想法不一样，我要找的是:人要好，有文化、有素养、有根本，不嫌我家姐妹多就行了。
年2月，庄上海儿妈妈到我家来说媒，介绍在扬墅小学当老师的徐守柏。他的妈妈、舅母到我家来看过，表示同意。守柏和朱才哲老师也到我家来玩过。我对守柏不太了解，可朱才哲老师在卞岔、杨墅都呆过，对他很了解，我也就相信了朱老师的话，妈妈也同意了，守柏也愿意入赘到我们家来。
年年初，杨墅公社的一个组织科长叫卞圣根来到我家，说每个公社要选一名青年参加社教工作队，搞四清运动，工作队主要由大学生、教师、干部、知识青年组成。卞圣根科长叫我写一个简历。听了这话，我高兴得一夜没睡好，心里想着要是能选上就好了。怎样写简历呢，我从来没有写过，也没有参考，没有人请教，第二天就要交到公社去。我考虑了半夜。我想我是一个贫农家的女孩子，领导能看得起我、重视我、培养我，我一定要好好工作。我把自己的出身年月、上学时间、在校表现、劳动时间，做耕读教师时受到的表扬都一一写出来，再表表自己的决心：不忘本、认真做好领导交办的任务、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材料送到公社，领导当时就同意派我去工作队了。
妈妈很高兴，上街买被子、枕头等日用品。没有棉袄，妈妈将她20岁时穿的一件改了；没有秋裤，妈妈就把自己的脱下来给我。3月20日接到通知到县政府报到，粮油户口搞好带走，说今后就是国家干部了。妈妈将我送到大桥车站，守柏没有好意思送行。
到了江都，开了一个星期的会，说是到宝应工作。4月初，到宝应继续开会学习，要求很高：到基层要和群众在一起，做到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上，既做工作组，发动群众开会学习，搞四清；又要抓生产代替队长工作。听到这个要求，有的人吓跑了。可我不怕，什么事都是人干的。在县城20多天后就分组。20多人分到宝应县芦村公社黄圩大队，中闸中学的王常喜、果园场小学的熊德寅两位老师也在我们队。队长是江都银行的行长薛克萍。到黄圩大队后，薛队长跟我们开会，要求在三天之内要熟悉人头、户头、田头，要领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忆苦思甜，提高觉悟，充分发动群众敢于揭发干部问题。白天忙生产，晚上开会学习，我一个人被分到黄圩大队兰桥生产队。这个地方比江都还要穷，全是草房，居住分散，东一家，西一家的，总共50多户人家，每天我要一家一家通知开会。我住的是最穷的一家，男主人叫朱立华，老夫妻俩，2个儿子都是哑巴，只有大姑娘是个正常人。两个男孩子天天夜里尿床，家里气味很难闻。没有办法，这是纪律。我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就下定决心，不怕苦，不怕脏，不怕难，一定不给家里人丢脸。
我记得第一次开群众大会，开会前我做了一下准备，首先要开好头，第一印象很重要。我领他们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哪知道，在我讲话时，他们脱下褂子，捉起了什么东西。第二天到队部开会，就重点汇报了几天来的工作和这件事。薛队长说，这是捉虱子，这个地方很穷，谈不上搞什么个人卫生。会上，薛队长表扬了我，说我胆子大，很勇敢，讲得很好。我问队长怎么会知道的，他说在我宣讲时，他躲在草堆旁边听讲的。得到领导的表扬，我的信心更足了，平时一有时间就走家串户，同群众拉家常，和他们同劳动。记得第一次栽秧，蚂蝗吸到小腿上，拼命地将它拍出来。
当我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时，寄了10元回家，并写了一封信回去。我说现在工资23元，我会每月寄10元回家的。在信里特别关心的是小妹妹，因为我走时，她肚子疼，到宝应后，我一直不放心。后来收到父亲的回信，告知家中一切皆好，叫我不要担心贵云。信中还说，爸妈准备到我处看看。接信后，我赶紧写信，告诉他们不能来，这边住的地方都没有，这儿一切都挺好，请放心。
年7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批判三家村四家店，吴晗，邓拓，廖沫沙，听说有两派，革命派、保皇派。我们工作队经常组织学习。后来，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年元月，工作队要解散，因为社教是刘少奇搞的，他一倒，社教工作就不存在了。快到春节了，薛队长发给我们每人6个月工资回家。20号晚上8点多钟，踏上回家的路。
一到家中就将元钱交到妈妈手中，妈妈说这钱来得很及时，家里是借钱才将口粮秤回来的。第二天，妈妈上街替我买了一件棉袄、一条呢裤子（到现在还压在箱子里），过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春节。春节后，何校长通知我继续做耕读老师，我到杨墅跟守柏商量，他说种田也行，就是不要做老师。他的父亲在吴桥中学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跪桥头接受批斗，家里收藏的古书全被抄走。那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后来我就在家中边劳动，边组织群众学习“老三篇”、学习雷锋先进事迹。当时三义村有两派，我一派都不参加。
后来上面要求扫盲，晚上办夜校，凡是不识字的都来参加，学习总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今后要达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当时对政治学习特别重视，要求年轻人能背“老三篇”。我们湾庄学习气氛特别浓，县里有一个农业现场会放到三义大队开，大队派人到湾庄搞文娱宣传队，跳舞、唱歌、演三句半，背“老三篇”。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就放在我家。县里号召三级干部齐弯腰，拿镰刀，割青草。7月份，积肥现场会在三义召开，陈县长带着各公社书记、重点大队书记、学习积极分子，约有人，一看二听三汇报，看文娱，听背诵“老三篇”。散会后，这些人都到我家来参观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情况。大门进，后门出。陈县长问我叫什么，现在干什么。他得知我是从宝应搞社教回来的，嘱咐我好好干工作。
年我与守柏结婚。60年代结婚同现在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那时候结婚，没有任何条件，什么房子、车子呀，想都不敢想。拿我本人来说，结婚时，父亲就把他们原来的旧床、旧柜子、旧长桌、梳台用油漆刷一下，买了一床被子，一床新草席，就算家当置好了。很简单的一桌酒席，没有请厨师，是妈妈自己搞的。没有请客，就是媒人和本家。那时家里还是很穷的。结婚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领结婚证、拍结婚照，更没有做婚检的说法。
第二年也就是年4月份，小兵出生了。是个男孩，我妈妈很开心。第三天守柏的妈妈过来，她一走进房里就抱小孩，看他的脸、手、脚。我问为什么要这样看小孩，她说不管生男生女，首先要五官端正，手指、脚趾正常。检查完了，她很开心。
那时候生小孩也很简单，养小兵是杨墅孙秀芳接生的，她学了一点接生知识。后来养小军，守柏就把太太请来接生的，就在家里生。用一个柳条编制的小扁子，放一些草木灰，灰上面放一些草纸，生养就坐在扁子上。现在人从怀孕就定期检查，医院，有保障。那时候妇女生小孩就是闯关。俗话说：儿奔生娘奔死，只与阎王隔层纸。那时要是遇到血崩、胎位不正，接生婆没有任何办法，孕妇可能会活活疼死。再说做月子也没什么好吃的，就是米饭、面条加点鸡蛋，已经很不错了，很少能吃到猪肝、肚肺等。但比起我妈这一辈人来，又好上许多。
有了小兵后，我妈妈就不再干农活了，专门在家带孙子。那时家里经济条件很一般，妈妈叫我写信给爸爸，爸爸马上汇了元。那时的元不简单。守柏没有钱，只给了15斤粮票。他们家也很穷，靠他父亲工资是根本不够的，就叫老大守清负责老三守传，老二守柏负责老四兴武。那时守柏工资是24元，根本不可能交钱给我们了。我也从来不在他面前讲钱的事，不增加他的压力。小兵出生一个月，守柏叫我
到他家过几天。不到三天，我妈妈就跑到童巷叫我回家，说大队书记卞征林叫我回去当生产队会计。我算盘不太精，有点怕。守柏很支持，他说会教我，我就接任会计工作了。一接手就发现一抽屉攒了3个月的发票，还有社员工分、肥料等等，乱七八糟的，忙了一个星期才整理好。当时正赶上夏忙，我负责农场，还要分粮、分草，记各种农活工分、肥料、开票、收钱、余粮户发钱等等。我的工分跟轻工相当，一天4－5分，一年下来不过多分。后来开会才知道，人家会计跟重工一样，一年0多分。我告诉守柏，帐是一样的，收入不一样，不合理。守柏说，不管多少，只要有工作就行了，不要多吃多占，不要讲条件。后来我把情况向书记汇报了，我的工分也就给补齐了。从此我们家不再是缺钱户，而是余钱户，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
年12月又生下小军，我想要一个女孩但没有想到。我妈妈还是很高兴，邻居问巧云又生了个什么，妈妈大着嗓门说又生了个把不出去的。妈妈叫我写信告诉父亲，父亲又寄了元。妈妈后来经常讲，我和守柏结婚的时候，她挑的帐沿好，帐沿上恰巧绣了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带了两只小公鸡。
养小军正赶上年终分配，做月子只休了一个星期。开票称粮、各户要算余缺，个人吃多少粮，品种还要搭配，大麦、小麦、粟子、黄豆、花生，还有萝卜、山芋等，太复杂了。因为不是行政工作，别人不好替代。后来，我就落下了头疼病，经常疼得不能吃饭，那时我的体质非常差。
自从生了小军后，守柏每月给我家15元。有了小军，就让小兵睡到我妈妈那儿，小兵哭着要跟我睡。怎么办，我妈妈只好把小军抱去，吃奶时再抱过来。小兵虽然小，但很懂事，我带他去打预防针，他很勇敢，没有哭。过了几天，他就跟奶奶睡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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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19日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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